阎步克先生在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中提出了古代历史的“常态”、“变态”与“回归”，所谓常态即千年帝制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的若干基本特征；“变态”与“回归”是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出的。所谓变态即帝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性变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而回归则是帝制文化由变态向常态回归的一种过程。

    其实，常态、变态与回归更像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们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的，我们每天、每一阶段都在扮演着我们的常态、变态与回归。直到今天网上还有一个讨论，就是大学生教育问题，中国出了那么多的神童，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中国的高校遍地开花，但培养不出研究型的人才；高校教育的考试除了死记硬背还有什么？只要是提起教育问题，网上总是话题不断。前一阵子前北大校长揭秘中国大学为什么没有一流大学，可谓红极一时。但我们静下来想想，这似乎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可如果这种教育模式就是教育的常态，那岂不是羞煞一批良师们了吗？那些为了教育肝脑涂地，辛苦奋斗一辈子的教师们又有何颜面呢？教育的初衷不过是将知识的受众扩大，播撒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之花从上层开到基层。再回头看看我们的教育成果，却原来文明之花早已失去了色彩，不过是一朵朵的罂粟花，很大，很艳，但也很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在变态中常态着，是一种习惯上的错觉让我们在这种当下的“常态”下徜徉了起来。更为痛心的是，似乎上层已经认定了这是一种教育的常态，而基层民众却开始怀疑这种常态，“教育无用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各省每年高考人数递减，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高等教育发达的地方，生源也越来越成为问题。而我们却还沉醉在扩招的迷梦之中，我们俨然成了被扩招的一代，国民素质都获得了高等学历，可出国旅游还是麻烦国务院颁令不要沿街蹲着吃饭，不要随地吐痰。这不正是那张盖着大红戳的学历的悲哀吗？高校学术作假、抄袭也是愈演愈烈，从普通的教师，到高校校长，从一般教授，到长江学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而另一种作假似乎更为普遍，那便是学生的论文，发表时却要麻烦老师做第一作者，美其名曰资料是老师给的，思路是老师给的，一切软的东西都是老师的，学生不过是个组织机器而已。这同样是一种教育的变态。不晓得这种变态的常态何时才能回归真正的常态，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那些在异乡辛苦打工拼打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不用再抱怨教育无用论，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投入子女的教育中是打了水漂。

    回到我们最真实的生活，作为被扩招的一代，我们又有几个过着常态的生活呢？大学生现在越来越不像学生，在外人的眼里，大学生就是一个不顾家里死活的高消费群体，就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吃喝玩乐的纨绔，即便有那么几个还可以坐在自习室的灯光下认真读书的学生，似乎也只能充当一下配角儿了。因为新时代呼吁新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外面每天都在变化，不出去看看是万万不成的。于是，当学生的患心理疾病的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可如今的年轻人却是愁自心生。学生的本职工作其实只有一件，那便是学习。但很少有人懂得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出去逛也是一种学，但看逛什么；出去吃喝也是一种学，但看你想学些什么。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少了，学生早已经不习惯了早七八点起床的，而更不习惯凌晨十二点之前睡觉。习惯了一天到晚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的生活，还美其名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脑，不学能行么？可谁知道都在干些什么呢？网络沉迷的多半是些学生。这么多的变态生活，却不晓得如何回归，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了，可这种回归的期限却越来越长了，有人病了，有人走了，昨天听朋友说，他的一个同事自杀了，三十多岁的年龄，撇下了七八十岁的父母，七八岁的孩子，还有爱自己的妻子，孓孓的走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步调缓一下，享受一下我们身边的美，享受一下我们的生活，“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生活原本是很简单的，没有金钱，没有名誉，一样可以让自己过得开心快乐。别给生活加太多的筹码，那是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个又一个套子，最终拖累的是自己，别人谁也不会顶替的。生活原本是有常态的，一天两晌，也给自己一个呼吸的时间，我们不是动物园的动物们，不要冷血的把我们自己关起来。

    阎先生认为常态、变态与回归丰富了古代帝制文化的内容，但我们不希望生活的变态丰富我们的生活，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一种淡泊的心境，可以身在浪尖颠簸，但却要从中寻找出我们生活的兴趣，找到生活的本知，在心里回归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