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档案管理》2010年第3期

可移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

     ——评周耀林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赵淑梅   李国华

随着“中国记忆工程”的深入开展和“申遗”浪潮的掀起，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且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高校的专业界限也变得更加清晰，隔行如隔山，学问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变得困难，各学科只是在本专业范畴内纵向研究着。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发展历程，身处一个别样的时代里，如何使档案保护技术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周耀林副教授就是这样一位。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是周耀林副教授的一部新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研究”成果之一，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可以说是他从事档案保护研究20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与升华。该书中，周老师系统阐述了从“大文献”、“大保护”视角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层层面面。所谓大文献视角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就是基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之上的档案保护，是在大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一种更为广阔更为宏观的理念和方法。这种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是在时下社会背景之下对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一种传承和发展，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主要侧重于库房建筑、防火、防水、防盗、防霉、防虫与托表方面，处于零散的、片断的、经验的、封闭的、初级的研究层次上，也缺乏系统的整理[1]”。而该书则在对档案文献遗产及其保护的基础上，通过系统阐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研究对象、发展简史、学科体系及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保存环境、保护技术、组织管理及保护实践等理论与实践各方面的内容，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之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体系，从而为档案保护工作从理论到实践开拓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纵观全书，周老师广征博引，论述严密，同时理论紧密联系实践，处处闪耀着新视角下的新观点、新方法。而笔者在览读的过程中也获益匪浅，尤其对下面几点更是颇有感触：

首先，可移动文化遗产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搭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理念和实施方式。创新是做学问的根本。宋代朱熹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青青流水要保持其清澈的本性，就需要有不断的活水来补充。这也正是做学问的根本所在。周老师正是通过本身的阅历和知识结构，博取众家之长，并深刻反思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不足，与时下社会发展动态紧密相连，不局限于档案学这一个学科内，而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精华，从而提出自己的档案保护新理论——大文献或可移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并起到了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效果。为了架构这样一个广阔平台，作者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机构和组织对档案文献的界定，而提出了“档案文献遗产归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即‘人工制作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或社会价值的藏品的集合’。或者说，档案文献遗产属于可移动文化遗产集合中的一部分[2]”，从而完成了可移动文化遗产平台上的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层析法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区分为整体价值、部分价值和个体价值，从而构建一个层次合理的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层析图[3]。从整体价值到部分价值、个体价值，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过程，有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把握理解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不至于顾此失彼，有所遗漏。通过如上分析，周老师完成了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基于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之上的体系构建，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学科体系是指从宏观角度对档案文献保护学科及其分支学科的分类组合，分为理论档案文献保护学和应用档案文献保护学两个方面。而狭义的则从微观角度出发，是基于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的一种继承和延伸[4]。从而构筑一个把档案保护连同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于一体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平台，实现资源贡献，技术共享。

其次，理论的更新也带动了实践的新举措。周老师这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是在讲空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可移动文化遗产 这样一个平台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不能再像传统档案保护那样仅仅局限于对档案制成材料的研究上。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可持续的、动态的活动，更强调其组织管理。“当代文献遗产保护及其研究工作也暴露出一些缺陷，诸如对文献遗产的结构与分布研究不够、对保护基础工作的重视不够、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保护工作失衡、专指性保护法律缺位、专门性教育匮乏、技术研究项目重复、科研机构设置不合理等[5]”，正由于这些不足也影响到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推进的质量。因此，周老师提出“档案文献保护坚持以技术为龙头”，“ 统筹兼顾档案文献保护的相关方面”，“促进档案文献保护各个因素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档案文献保护策略[6]”。于此相配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管理机制以加大部门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完善法律和教育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学发展的“软环境”。尤其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体系的完善，我国现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与专业建设严重不平衡，且与文博系统保护人才又脱钩。这样就出现了档案保护人才的缺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教育应该进行宽口径人才培养，需要独立发展，更需要相融相通，应该实现在可移动文化遗产框架下的技术和人才培养的交流和合作。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在我国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虽然先后推出了“中国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工程”、“中华古籍特藏保护计划”等重大工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问题也颇多。基于此，作者又提出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科学化实施的程序。一个科学化的实施程序应该包括调查评估、确定保护计划、实施保护计划、检查、验收五个步骤[7]。为了保证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的顺利推进，需要建立一整套的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组织保障、标准保障、信息保障四个方面。可移动文化遗产平台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目前我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在实施上仍存在很大阻力，这种软环境的缺失或不足，也势必将成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瓶颈。因此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当然，理论得益于实践的反馈，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也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