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心武：《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3、黄存勋、刘文杰、雷荣广等：《档案文献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赵明诚：《金石录序》“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4、王鼎吉：《书的历史——古今书里书外的故事》，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1月版。

5、寇秀兰：《微观红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

6、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7、[波兰]安妮·麦克拉纳，[美]杰弗里·约翰逊编著，赵泉泉、张建涌、杨贤宗译：《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戴维森曾对书籍史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她认为他们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书籍怎样被制造的，被谁制造的，为了谁？作者与出版者之间有何关系？民族及宗教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关乎资助和传教方面）是如何影响书籍出版的，这些理念又是如何被散布的？法律（诸如版权法）与作者及出版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哪些具体关系？书籍的价格是怎样的？书籍只是部分人的禁脔，还是被化为印刷文字的思想（即使不是原书自身实际所包含的）被传播给所有的民众，且不考虑读者所属的阶层、地区、政治或宗教立场，以及种族背景、社会性别？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里，这些读者拥有足够读写能力可以参与印刷文化交流的外部条件谓何？诸如政治领袖、教育家、牧师、批评家这样的文化宰制者，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民众获得书籍的途径——不直接地（如通过表扬或责罚）或直接地（如通过强制赞助）？什么书会被经典化（提高到印刷品中的高端地位），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为了何种目的会被经典化？

——Cathy N. Davidson,” Toward a History of Book and Readers”, Cathy N. Davison(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5. 参看 Roger Chartier,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the Book,” Translated by Eric D. Friedman, SubStance,VOL.26,No.1, Issue 82: Special Issue: Metamorphoses of the Book (1997),pp.9-11.

普遍缺乏直接的原始资料（读者不会自我描述），实践上完全缺乏成系列的可感的原始资料，以提供一个统计学上的真实形式。相反，只好运用那些间接的原始资料构建出习俗及其可能的含义的类型学。一部阅读史需要求助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标志（居住形式的类型、各社会职业类型及宗教隶属等的人口分布、扫盲、入学、印刷品的发送网络），档案的分析（死后财产清单、通信、目录、私人财产等等），肖像学，建筑考古学，当然更不能忽视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本身。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279页。

梁玉泉：《清末上海的书籍市场（1898-1901）——以《申报》书籍广告为例》，《南京晓庄师范学报》，2005年第3期，第93-98页。

布尔迪厄曾透过对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的分析，来讨论社会实践的建构与影响。在其中，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认为三者可以相互转化。对于文化资本来说，假如它的再生产结果在公共场域中能被合法地认知，那么它就会很快转化为社会资本或经济资本发挥效力，其意义也就会变为“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又被翻译为‘象征资本’）”。如声誉、威信、人情等可以被称为“符号资本”，人们对于“符号资本”的积累，实质上也不过是一种迂回式的追求经济资本的方式，是一种在一特定脉络下的理性行为。由于这种资本并非实在的可见物，它完全可以是别人想象或相信甚至误会而造成，也可以通过弄虚作假、长袖善舞而获得，中国的四个成语很能说明这种“符号资本”的实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虎”，“人言可畏”，“逢人说项”。因此，这种积累资本方式某种程度还可能是一种最有效、最快捷、最方便的资本积累方式。

——关于布尔迪厄的“品味（tastes）”\“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习性(habitus)”以及相关的“符号资本”等概念，可参看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211页；布尔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215页。

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

——彼得伯克（Peter Burke）：《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表现着一种文化消费的政治化趋势，这种政治化的文化消费旨在教育民众向“文明”靠拢，摆脱文弱的“病夫”形象，接收西方的现代性和意识形态，树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时人在回应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危机局势，也反映着当时知识精英在心理上的危机意识、自强意识。……这些论述和焦虑透过报章杂志等媒介，汇聚成为舆论场域里的“意见气候”，并进而成为人人可以加以利用的思想资源与“符号资本”，播散开来，进一步促进阅读空间的政治化，甚至也促进了消费市场乃至消费文化、集体心态的政治化。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生理》、《物理》、《地质》、《动物》、《化矿》等书，皆科学必备之本，惟购者甚少，间有之，皆在多数中带销一二分。

——王维泰著，张仲民校：《汴梁卖书记·记卖书》。见附录四第325-359页。

《开明书店新书目录》教科

《天文问答》一元、《科学丛书》二元、《格致读本》三角、《理化教科书》三角、《格致课本一编》四角、《格致课本二编》四角、《格致课本三编》四角、《格致课本四编》四角

格致

《化学探原》三角、《化学原流论》二角、《化学实用分析术》八角   349-356页

物质存在是被关注的必要而不是充分的条件。艺术品容易而且正在经常幽禁于各种各样的保管室、银行保险箱和秘密收藏地，几乎无人得见。对于他人而言，艺术品处于这样的隐藏状态，除了在可逆性方面，与毁坏无异——无需多言，这是根本上最重要的差别。但是，即使是接触到艺术品也是不够的，因为不是观者是否得以见到艺术品，而是观者对艺术品多样的和不断变化的理解才是艺术品固有的稳定的特征。

——达里奥·冈博尼：《保存与毁坏 湮没与记忆》，见[波兰]安妮·麦克拉纳，[美]杰弗里·约翰逊编著，赵泉泉、张建涌、杨贤宗译：《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夫西人欲技术以行其教  阮元：《畴人传》，卷三九

王之道《鸣山驿夜雨》

夜来风雨晓还晴，沙路无泥快早行。  

鸟语花容春自好，有生何处不安生。

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独醒杂志》卷三

可亲的美德在于以其敏锐细腻与出乎意外的体贴关怀，令人感到惊奇的那种程度的感性。庄严可敬的美德在于以其令人讶异的优势驯服人性中最难驾驭的那种热敏锐情，而令人大大吃惊的那种程度的自制。

钱穆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

汉唐社会：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

山东出相，山西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