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读周耀林之《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随着“世界记忆工程”的深入开展和“申遗”浪潮的掀起，人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传统的档案保护技术的发展历程，身处一个别样的时代里，如何使得档案保护技术学能够长足的发展。并且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高校的专业界限也变得更加清晰，隔行如隔山，渐渐地学问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变得困难，各学科只是在本专业范畴之内纵向研究着。一个学科脱离了时代的背景和给养，就很难健康的发展下去。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就需要审视和定位档案保护技术学。

    周耀林就是这样一位。周老师多年来一直从事于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并在巴黎第一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部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正是这样的知识结构和阅历经验练就了他敏锐的目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是周老师的一部新作，可以说是他从事档案保护研究20多年来成果的总结与升华。该书中，周老师系统阐述了从“大文献”、“大保护”角度上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层层面面，纵观该书，我对如下方面感触颇深：

    首先，创新是做学问的根本。宋代朱熹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青青流水要保持其清澈的本性，就需要有不断的活水来补充。这也正是做学问的根本所在。学贵创新，没有创新也就会固步不前。周老师通过本身的阅历和知识结构，博取众家之长，并深刻反思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的不足，与时下社会发展动态紧密相连，不局限于档案学这一个学科内，而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精华，从而提出自己的档案保护新理论——大文献或可移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档案文献保护，并起到了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的效果。该书中处处闪耀着作者智慧的火花，例如作者在论述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过程中，采用层析法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区分为整体价值、部分价值和个体价值，从而构建一个层次合理的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层析图，同时也从整体把握了档案文献一场从抽象到具体的价值趋势。另外在档案保护技术学学科体系构建方面，更是提出了学科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客观性”、“发展性”和“形式逻辑”四个原则，并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学科体系进行了建构，从而构筑一个把档案保护连同图书保护、馆藏文物保护的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平台，实现资源贡献，技术共享。

    其次，论证充分。一个新观点要想被信服，就需要充分的论证。因此论证中最能见作者的功夫了。该书周老师可谓旁征博引，除了国内的经典档案保护技术学论著，更将国内外的档案文献保护的最新成果都吸收进来，大量的外文资料成为该书的一大立论支柱。如第一章中在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界定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国际纪念碑和遗产理事会、塔斯马尼亚遗产委员会、埃塞俄比亚相关部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拿大文化财产保护协会和专业保护工作协会、澳大利亚文化材料保护研究所、埃及遗产委员会、英国有关租住和部门以及我国相关部门的举措和规定，从而完成对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正是通过这样深刻的缜密的辨析论证，为我们呈现一个完整的当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

    再次，学贵致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论证再严密的理论，如果不能应用到实践中去，就只能是一纸空谈。而周老师的这部书，恰恰重视了理论与实践这两个方面，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反馈理论。该书的第6、7两部分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工作，既对我国目前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的不足提出了再造的方针和策略，以应对信息化时代下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又对我国目前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书是在我国开展“中国记忆工程”、“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工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出台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时代性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全面启动，基本是20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因而档案文献遗产保护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我国的实践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这都需要经受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但正是这些不足和信息时代下的新情况、难以解决的新问题，才能引发作者不断的思考和探索。《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老师在书中也指出：“如果墨守陈规，不进行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变革，那么实践中的新问题将无法解决”。抱着与时俱进的态度，紧密联系实践的思想，我相信周老师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思想也会向更加完善、更为精深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