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全天星台遗址的发现及其后续研究有何意义？它为何在史书上难觅踪影？秦始皇的三大建筑工程为何交集于榆林？2月10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周天游先生。
              
　　记者：对于秦星台的研究有何意义？您如何评价新近出版的《秦帝国全天星台遗址及其源流考》一书？
　　周天游：建国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要致力于研究秦汉时期的政治、军事等，而在秦汉天文学史研究方面成果很少。多年来，研究会也在呼吁一些学者能进入这个领域。因为古代特别是秦汉时期，出现的好多天象要在现实中找原因，如果我们今天能对当时的一些相关天文遗址、现象做深入的探讨,对研究秦汉史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榆林市榆阳区古道研究室的贺清海同志选择的秦星台研究这个课题方向正确，意义重大。他在榆林有关单位和国内一些考古、天文学者支持下经过9年考证所形成的《秦帝国全天星台遗址及其源流考》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有创新意义，填补了秦汉史研究的空白。
　　当然，任何新事物、新观点的出现，都有待时间来证明，开始有些争议是不奇怪的。从这本书来看，老贺虽然是半路出家搞秦直道、秦星台研究，但正因为他没有科班训练背景，他才很少有约束，敢于创新，在文献上、考古上都找到了很多依据，把文献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成果综合起来了。他对星台遗址的看法是清晰的、全面的，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下一步，希望他能和天文学界、考古界合作，对发现的星台遗址进一步研究，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了，对秦汉文化研究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许多学者也应参加到这个课题中来，老贺毕竟已经开了个好头。
            
　　记者：全天星台作为秦始皇时期可以和长城、直道相并列的一大建筑工程，为何在史籍中难以找到记载？
　　周天游：古代的史官主要是天文官，观天象以记载军国大事。秦朝只存在了15年，而且秦始皇在位时废除了谥法，不允许臣子和学者议论他，这样就造成秦朝文献对好多问题缺乏记载。司马迁写《史记·秦始皇本纪》时很困难，只能根据残存的文献和一些讲述记年目、事略，缺少对秦星台的记载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就是长城文献记载得也很少。加之，星台往往和皇帝评价是相互联系的，是很忌讳的东西，即使记载也只会在宫中记载,到了魏晋时全面禁止谶纬学说，秦代相关的历史文献就不可能存在了。
        
　　记者：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全天星台要建也应建在都城咸阳附近，不应出现在陕北。您对此怎样认为？秦星台和秦始皇的另两大建筑长城、直道为何会交集于榆林？
　　周天游：京畿之地历来是贵族、富商居住的地方，人口密集，土地紧缺，要修占地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全天星台受到很大限制。而当时的上郡属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丘陵地带，具备修全天星台的地理条件。并且榆林位于秦上郡的中心，当时秦始皇对上郡特别重视，他还将蒙恬的军事指挥中心设在这里，把长子扶苏派到这里。所以，作为当时抵御北方匈奴威胁的边防地带,榆林有直道和长城经过是必然的。加之驻在上郡的蒙恬大军又是构建星台的主力，三大建筑工程交集于此也就顺理成章了。
           
　　记者：星台文化作为一种在秦汉时期发展到鼎盛的传统文化，对今人有何借鉴意义？
　　周天游：星台文化主要是体现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欲知人，必先知天；能知天，才能知人。人不能完全顺从自然，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只有把握度，寻找平衡点，才能处理好天地人这三者的关系。如果能抛弃其虚无、迷信的一面，借鉴其科学、平衡、和谐的一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将大有裨益。
                                      （本报记者  白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