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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4期〔1〕、第5期〔2〕刊发了赵彦昌先生的《论“六经皆档案” 》一文（以下简称《赵文》）。《赵文》认为章学诚的“六经（指《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和《乐经》，但《乐经》今已没有这部书了）皆史”是形式而非实质，与其说“六经皆史”倒不如说是“六经皆档案”更能体现六经的根本性质〔1〕。笔者在此也谈点个人思考与认识，与赵彦昌先生商榷。

    一、从来源角度讲，六经是否皆“源自档案”？退一步讲，即使六经皆“源自档案”，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六经皆档案”？

    《赵文》认为六经“源自档案”，并以《诗经》、《周易》为代表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

    （一）关于“《诗经》档案论”问题

    《赵文》的“《诗经》档案论”为阐释《诗经》的档案性质，引用了李达尔、陈子展、王余光三位先生的文章或著作。从这些引文来看，笔者认为难以得出“《诗经》是档案”的结论。其一，李达尔先生认为：“即使如《诗经》所收的篇章，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无疑是文学之作，我们很难说它是档案。但在当时，它是由官府采集的，是按察民情的，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政治的需要，又难说它不属于档案。所以‘六经’中的大量文献源于档案，是毋庸置疑的。” 〔3〕李达尔先生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六经”中的大量文献源于档案。换句话说，李达尔认为，“六经”中的大量文献“源自档案”而非全部文献皆“源自档案”；同时，李达尔先生也没有明确表达“《诗经》是档案”的观点。其二，陈子展先生认为：“《诗经》原是当时政府作为礼乐、教育的资料和档案保存下来的，至今成为我国上古最可靠的史料之一。” 〔4〕很显然，陈子展先生认为《诗经》是史料，并非认为“《诗经》是档案”。其三，王余光先生认为：“《诗》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重要的文献形式，它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记载周王事迹、社会风情的历史资料。” 〔5〕显然王余光先生也认为《诗经》是历史资料或史料，并未认为“《诗经》是档案”。总之，《赵文》引用的上述三位先生的观点，难以印证其“《诗经》档案论”的论点，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章学诚先生的“六经皆史”的论断。

    《赵文》的“《诗经》档案论”认为《诗经》中的“风诗”“从‘采风’的目的（‘观政’）和方式（专人定期采集）看，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采风所得的诗，在当时乃是原始的调查材料，似乎也可以称为口述档案，这些材料被周王室保存起来，也就转化为档案。所以说《诗》经中的《风》，原本也具有档案的性质。” 〔1〕对于《赵文》的这一结论，笔者是这样认为的，这些“采风所得的诗，在当时乃是原始的调查材料”不假，但说“似乎也可以称为口述档案”就有点值得商榷了，再说“口述档案”一说在档案界至今仍有争议，笔者认为似乎用“口述资料”或“口述史料”更为妥当些。这样以来，《赵文》得出的“《诗》经中的《风》，原本也具有档案的性质”的结论就很值得商讨了，不如表述为“《诗》经中的《风》，原本也具有史料的性质”更为妥当些。如果赵彦昌先生硬要加上“档案”一词，至多表述为“《诗》经中的《风》，原本也具有档案史料的性质”也就到顶啦。但笔者认为“档案”与“史料”、“档案史料”不是同一回事，是有本质区别的。

    《赵文》的“《诗经》档案论”认为《诗经》中的“《雅》中所收之诗多属史诗，《颂》为庙堂祭祀时演唱的歌颂祖先功业的颂歌，也具有史诗的性质，这些‘史诗’文学价值不高，而史料价值却很高”。〔1〕《赵文》的这段话虽然印证了《诗经》中的《雅》、《颂》“史料价值很高”，但若用来证明《诗经》中的《雅》、《颂》“是档案”似乎理由不是太充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却印证了章学诚先生“六经皆史”的论断。

    （二）关于“《周易》档案论”问题

    《赵文》的“《周易》档案论”为阐释《周易》的档案性质，引用了裴燕生、黄凡、刘耿生、胡朴安、刘国进五位先生的文章或著作。从这些引文来看，笔者认为难以得出“《周易》是档案”的结论。其一，裴燕生先生认为：“《周易》是商周之际周室筮占档案的记录。”“《周易》的卦爻辞就其素材而言，是源于前人的占筮活动的原始记录，所以就《周易》本身来讲，它实质上是周人的占筮记录汇编。” 〔6〕从这段文字中似乎可以看出裴燕生先生认为《周易》是周室筮占档案记录（文献）汇编。其二，黄凡先生认为：《周易》是一部“从商末‘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未日起，到周初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止，共2880天的周王室编年日记体大事筮占记录。” 〔7〕显然黄凡先生认为《周易》是一部周王室筮占记录大事记。其三，刘耿生先生认为：“孔子将《易经》和《易传》收集、整理、编纂成档案文献汇编，反映了古人认识世界的情况” 〔8〕显而易见，刘耿生先生也认为《周易》是档案文献汇编。其四，胡朴安先生在其《周易古史观》一书《自序》中说：“六十四卦之记事，衔接而下，毫无前后凌乱之处。” 〔9〕他认为《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自《屯》卦至《离》卦是草昧时代至殷末的档案记录，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王时代的档案记录。显而易见，胡朴安先生也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就是一个有体系的档案文献汇编。其五，刘国进先生认为：《周易》中的卦、爻辞“只是一卦一爻形式，用简短文字说明，是档案性质的。” 〔10〕这里刘国进先生显然是说《周易》中的卦、爻辞文字说明具有“档案性质”，换句话说，刘国进先生也认为《周易》是档案文献汇编。总之，《赵文》引用的上述五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证了“《周易》是档案文献汇编”，但却难以印证其“《周易》档案论”的论点，因为“档案文献汇编”与“档案”似乎不是一回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来源角度讲，虽然“六经”中的大量文献“源自档案”，但“六经”的文献是否皆“源自档案”难以定论；退一步讲，即使“六经”的文献皆“源自档案”，最多也只能得出“六经皆档案文献汇编”的结论，似乎不可以下“六经皆档案”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赵文》的“六经皆档案”论断似乎还不如表述为“六经皆档案文献汇编”或“六经皆史”更为妥当些。

    二、从内容角度讲，六经是否皆“来自档案”？退一步讲，即使六经皆“来自档案”，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六经皆档案”？

    《赵文》认为从内容角度讲“六经皆档案”，并以《尚书》、《春秋》、《仪礼》为代表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

    （一）关于“《尚书》档案论”问题

    《赵文》的“《尚书》档案论”为阐释《尚书》的档案性质，引用了黄夏基、杨树森、路德明、黄中叶四位先生的文章或著作。从这些引文来看，笔者认为难以得出“《尚书》是档案”的结论。其一，黄夏基先生认为：“《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典型的档案文件汇编”〔11〕而非“档案”。其二，杨树森先生认为：从内容上看，《尚书》包括“商、周时代最高统治者发布的政令和重要讲话的记录”。〔12〕可见，杨树森先生也认为《尚书》是“档案文献汇编”而非“档案”。其三，路德明先生认为：《尚书》即“上古之书”。〔13〕显而易见，路德明先生认为《尚书》是重要的史书典籍。其四，黄中叶先生认为：“（孔子）在（《尚书》）每篇文件的前面写出序言，用来说明原作者的写作意图，开创了后世编纂历史文献汇编时撰写序言的先河”。〔14〕可见，黄中叶先生也认为《尚书》是“档案文件汇编”并且“每篇文件的前面写出序言”。总之，《赵文》引用的上述四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证了《尚书》是“档案文献（文件）汇编”或者“史书典籍”，但却难以印证其“《尚书》档案论”的论点，因为“档案文献（文件）汇编”、“史书典籍”与“档案”显然是有本质区别的。

    2.2 关于“《春秋》档案论”问题

    《赵文》的“《春秋》档案论”为阐释《春秋》的档案性质，引用了杨树森、曹喜琛、刘耿生、徐绍敏四位先生的文章或著作。从这些引文来看，笔者认为难以得出“《春秋》是档案”的结论。其一，杨树森先生认为：《春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12〕可见，杨树森先生认为《春秋》内容有的来自“原始记录”档案，但笔者认为“内容来自档案”和“是档案”两者之间是不能等同的，何况杨树森先生这里用了“包括”一词。其二，曹喜琛先生认为：“孔子编订的《春秋》，既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大事记”。〔15〕显然，曹喜琛先生认为《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或 “大事记”，而“编年体史书”或 “大事记”与“档案”是有区别的。其三，刘耿生先生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春秋》，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档案文献编纂而成”。〔8〕可见，刘耿生先生认为《春秋》是一部重要的“档案史料”，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档案编研材料”。“档案史料”也好，“档案编研材料”也罢，显然都和“档案”是不能划等号的。其四，徐绍敏先生认为：“鲁之《春秋》就是诸侯国的政府大事记”。〔16〕显然徐绍敏先生认为《春秋》是“大事记”而非“档案”。总之，《赵文》引用的上述四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证了《春秋》“内容来自档案”，是“编年体史书”、“档案史料”、“大事记”，但却难以印证其“《春秋》档案论”的论点，因为“内容来自档案”、“编年体史书”、“档案史料”、“大事记”与“档案”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2.3 关于“《仪礼》档案论”问题

    《赵文》的“《仪礼》档案论”为阐释《仪礼》的档案性质，引用了杨树森、孔凡岳、江林昌、黄中叶四位先生的文章或著作。从这些引文来看，笔者认为难以得出“《仪礼》是档案”的结论。其一，杨树森先生认为：“《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12〕而非“档案”。其二，孔凡岳先生认为：“《礼》是古已有之，孔子只是重新加以编订。” 〔17〕显然，孔凡岳先生认为《礼仪》是“档案文献汇编”或“档案编研材料”而非“档案”。其三，江林昌先生认为：“孔子正是在对礼有全面领悟的基础上，将当时流传的各种单篇礼文（档案）汇编成书”。〔18〕显而易见，江林昌先生也认为《礼仪》是“档案文献汇编”或“档案编研材料”而非“档案”。其四，黄中叶先生认为：“孔子在编纂《尚书》、《仪礼》的同时，还编写了对《尚书》、《仪礼》原文的注释与解说，写了序言一类的评述性材料，这也是今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一个基本环节之一”。〔14〕可见，黄中叶先生认为《仪礼》与《尚书》一样是“档案文献汇编”并且“写了序言一类的评述性材料”。总之，《赵文》引用的上述四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印证了《仪礼》“内容来自档案”，但除周雪恒先生外，均认为《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档案文献汇编”、“档案编研材料”，但却难以印证其“《仪礼》档案论”的论点，因为“内容来自档案”、“记载典礼仪节的书”、“档案文献汇编”、“档案编研材料”与“档案”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内容角度讲，虽然“六经”中的大量文献“来自档案”，但“六经”的文献是否皆“来自档案”难以定论；退一步讲，即使“六经”的文献皆“来自档案”，最多也只能得出“六经皆档案文献汇编”或 “六经皆档案编研材料”的结论，似乎不可以下“六经皆档案”的结论。因此，笔者认为，《赵文》的“六经皆档案”论断似乎还不如表述为“六经皆档案文献汇编” 或 “六经皆档案编研材料”或 “六经皆史”更为妥当些。

    三、小结

    《赵文》引经据典，千方百计论证“六经皆档案”说，那么“六经皆档案”乎？还是“六经皆史”或“六经皆档案文献汇编” 或“六经皆档案编研材料”呢？笔者认为，就整体而言，“六经”无疑是珍贵的档案史料，章学诚先生的“六经皆史”的论断相对比较容易为大家所接受，因为“六经皆史”中的“史”，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史料。但就“六经”的个体而言，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就《诗经》而言，其中的《风》具有“口述史料”的性质，可称之为“口述史料”或者“口述档案史料”，而《雅》和《颂》具有“史诗”的性质，可称之为“史料”或者“档案史料”；就《尚书》而言，可称之为“档案文献（文件）汇编”或者“史书典籍”；就《仪礼》而言，可称之为“记载典礼仪节的书”、“档案文献汇编”或 “档案编研材料”；就《周易》而言，可称之为“档案记录（文献）汇编”；就《春秋》而言，可称之为“编年体史书”、“档案史料”或“大事记”。但“史料”或“档案史料”也好，“档案文献汇编”或“史书典籍”也罢，还是“档案编研材料”、“大事记”等，均与“档案”有一定的区别。

    参考文献

    ［1］赵彦昌．论“六经皆档案”（上）［Ｊ］．档案学通讯，2008（4）

    ［2］赵彦昌．论“六经皆档案”（下）［Ｊ］．档案学通讯，2008（5）

    ［3］李达尔．大耳说档（5）［Ｊ］．中国档案，2000（5）

    ［4］陈子展．《关于诗经》《诗经直解》序［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1

    ［5］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128

    ［6］裴燕生．《周易》与档案［Ｊ］．档案学通讯，2002（6）

    ［7］黄凡．《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M］．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1

    ［8］刘耿生．孔子编纂档案的历史贡献［Ｊ］．档案学通讯，2001（6）

    ［9］胡朴安．周易古史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6

    ［10］刘国进．中国上古图书源流［M］．新华出版社，2003：11

    ［11］黄夏基．论中国传统档案学的理论所在［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

    ［12］杨树森．孔子编纂六经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的贡献［Ｊ］．档案学研究，2001（2）

    ［13］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4］黄中叶．孔子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Ｊ］．史学集刊，1995（4）

    ［15］曹喜琛．档案编研概论［M］．档案出版社，1995：270

    ［16］徐绍敏．档案文献编纂学［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206

    ［17］孔凡岳．孔子收集利用档案编书修史［Ｊ］．档案学研究，1994（2）

    ［18］江林昌．“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Ｊ］．孔子研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