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死了高雅先生和姨夫大人呢？是细密画家们的彼此争宠分歧，还是因为爱上同一个女人？读完了《我的名字叫红》，首先打在我头脑中的问号就是这个。可能有朋友会说，是橄榄啊，故事最后不是交代了么？怎么看得书啊？可是，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那么这本书就很难机身诺贝尔文学奖之列了。橄榄杀死高雅先生和姨夫大人，这似乎只是故事的一个表面现象，隐藏在这个表象之后的似乎更是故事的本身。

    故事始终处于一个焦灼的状态，每一个人都这样，即便没有开篇的高雅之死，扑面而来的死亡之压抑，身为苏丹画坊的所有细密画家们也是出于一种焦灼状态的。因为在众画家中间显然已经分化成两派了，以奥斯曼大师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姨夫大人为首的法兰克派。而无论是蝴蝶、橄榄、鹳鸟、高雅，都是这两个派别中左右不定的棋子，他们始终都在左右徘徊。

    延续了几百年的细密画家画法恪守着不变的技巧，机械的描画着安拉眼中的世界，而不相信自己眼中的世界。他们认为写实的法兰克派画风严重亵渎了上帝安拉的威严，只能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奥斯曼大师不惜用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而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而作为一位有机会亲密接触法兰克派风画法的唯一画家姨夫大人，虽然得以在威尼斯观看了那么多的写实画，那里普通的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画像，这在伊斯坦布尔是不能想象。因此在他的诱导下，苏丹同意由他领导完成一部秘密书，而书中就用传说中的法兰克画法，作为压轴的一幅画中，苏丹的头像将写实的画于图画的正中间——那是只有上帝才可以在的地方。但一个画家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一双灵巧的手，姨夫大人不过是一个高亢的嘴皮子而已，他不是什么一流画家，只是像每一个细密画家吹嘘他的那次威尼斯之行，吹嘘他所看到的安拉不容的写实画，而其实笔下的秘密插画依然还是因袭了百年的传统，正如橄榄说的那样，其实姨夫大人的插画中没有任何地方抵触了安拉。只不过姨夫大人的那种高调吹嘘和洋洋得意，使得这种亵渎安拉的感觉在整个画坊乃至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惊恐。奥斯曼大人与姨夫大人为敌正是因为如此，高雅先生之死根结也在这里，而橄榄、姨夫大人其实都不自觉的卷入了这场漩涡。

    有的时候，一种被默认的惯性的杀伤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蒙古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南宋人抵抗的远没有殉国自杀的多，其实这也是一种惯性的力量，像奥斯曼大师那样不愿意看到法兰克画风风靡伊斯坦布尔而刺瞎自己的双眼的做法其实是异曲同工。当王国维纵身跳进昆明湖的时候，不管人们怎么去解释，但这个行为已经久久的跟殉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一个逃不出自己思想世界的人，一旦心里的世界已经远去了，那么眼前这个污浊的世界到底还有什么兴趣可言呢？他们的世界里，只有程式，只有前辈的经验和技巧，以为只有按照前辈的经验和技巧，就能画出安拉眼中的完美世界。可是，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们忽略了他们所崇拜的前辈细密画家其实也是海纳百川的艺术结果。从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画风、波斯画风，甚至印度画风对早期细密画家的影响，但当这个影响定型之后却演化成一个一成不变的定式，就像儒学在中国历史扮演的角色那样，越来越偏离原初的模样，只剩下干瘪的腐臭。但作为与这些墨守陈规的一派相比，那些接触或接受新风格的一派，也未必会好到哪里去。虽然他们有了一次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但不过是擦肩而过的皮毛效应，走马观花而已。可能比平常人会多一些感悟体会，但对自身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还取决于行动，而不是高标的语言。而姨夫大人恰恰是不满足这样一个条件的，他是个硬件不全的家伙，而只能沦落到骄傲自大，雷声大雨点稀，不能成为一个新风格的领导核心。他的死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他在制造恐慌的同时，其实也在一步步的把自己推进了棺材，而他却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只是一味的夸夸其谈，最终导致跟随他的细密画家也发生了分歧。

    《我的名字叫红》之于土耳其，有点像《红楼梦》之于中国一样，它是一部揭露土耳其民风世情的一部巨著。我想诺贝尔更愿意看属于土耳其自身的，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个没有自己的民族也不具有感动世界的魅力。而这部书恰恰好是土耳其开向世界的一扇窗户，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说这部小说探索着一个民族的灵魂，这也许正是这部书的魅力。书中的土耳其风格已经岌岌可危，民众间也派别林立，这应该是一种末世的前兆。而这种风格最大的不幸就是习惯了历史的惯性，在一个圆形的魔道里转着重复雷同的圈，而并不觉得单调无聊，相反却自觉美好。而从书中我们还能发现许多生活的细节，不被认可的犹太人只能精明穿梭在街道巷陌叫喊着单薄的生意，而细密画师、苦行僧派、苏丹帕夏大人们则沉浸在尚男风的习性里，而此时威尼斯的新风格正在东扩，而兴起的阿克巴大帝却在全世界搜求画师为自己的画室效劳，土耳其画风越来越纤细，人才在流失。没有创意，像一弯死水，泛着腥臭的铜臭，鹳鸟最后成为了苏丹画室的主管，他在等待一股清新空气给这个国家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