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新书《明朝那些事》，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此时的中国，正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的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都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元史），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那我不出去还不行吗，不干事还不行吗，那也不行，平白无故也要钱，要收“撒花钱”。服了吧 ”

     网上也经常有人说，蒙古人是野蛮民族，元朝的100年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10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下降比例比八年抗战还大，从1亿人下降到只有2000多万。还有什么初夜权，等等，把元朝描写的和地狱似的。

    东汉人口当时从将近五千万，经过到三国时期，下降到知道西晋统一左右才有1千万。下降比例更大。所谓的十把菜刀，初夜权之类的，民国时期的程树德在《国故谈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及生活》就解释过: 故老相传，有十家一把刀，归蒙古人管之说。并云凡有娶妇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优先权，此事于史无征。元朝所谓人分四等，分十等，当时并没有此明文规定，于史无证。二十户为一甲是宋朝创立的里甲制度,甲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元朝不过是继承了宋朝的制度。

    有人说，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但实际情况是，根据元典章校正,其中诸蒙古应为诸蒙古人员,根据上下文，应为怯薛蒙古人员，怯薛军为元朝禁军,全部蒙古人担任，普通蒙古人不享受这一待遇。

    有人说，元朝的汉族人“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也是谣言。实际是，元朝时期汉族服饰没有变化，而且官服就是乌纱帽,和前代没有不同。蒙古族服装也依旧，不过，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不同的是,蒙古族服装和汉族服装一样都是右衽。

百姓

    元朝对百姓是最好的朝代之一. 清朝有永不加赋，元朝也不错。明朝人记录元朝的田赋很低。

　　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他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然未否认元朝赋轻。（卷四，《记赋役》）

　　 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一样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也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p.849）

　　 《元史》卷十六，《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
　　 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而且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即在元末的情况亦复如此。

    谈迁在《国榷》卷一，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中引朱国桢话曰：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卷一p.300）

　　成化时太仓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五中则称：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1078~1085），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

　　明末著名的史学家谈迁曾就宋、元、明三代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并总结说：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p.265)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

元朝科技文化兴盛

http://cul.news.tom.com/uimg/2007/8/28/shiyiyuan/1188282627703_37011.jpg

（漆器之宝张成造款雕漆云纹盘   张成是元代雕漆大家，其传世作品被一致认为是雕漆作品里的珍品。张成造款雕漆云纹盘为故宫漆器的代表作品。高3.3cm，口径19.2cm.盘木胎黑漆，内外均雕云纹。堆漆甚厚，晶莹照人，刻工圆润。从此件具款的剔犀圆盘可知张成不仅是剔红高手，剔犀技巧也精湛至极，此盘为研究元代剔犀工艺提供了可*而精美的实例。）
　　忽必烈时期，波斯东来的天文学者扎马鲁丁制作了波斯的天文仪器。1271年的，元设立了回回天文台，直到1276年才设立了太史局，郭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才有机会做这个伟大的历法，而先前回回人在仪器上的制作郭是很好的吸收了进来的。郭守敬的《授时历》，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

　　
　　王桢的历史贡献可不仅仅是一本《农书》，还创造了木活字，发明了转轮检字法，这两个创制解决了以前陶活字不方便用墨的难题，减轻了排字的难度，提高了效率，这个在印刷术上的改进对于我国，特别是明以后书籍大规模印刷是奠定了基础，历史影响可比一本无多少人能读到的《农书》大得到。

　　还有金元四大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是作医学史不得不提的，加上外科专家危亦林的麻醉和复骨技术也是这个时期医学上的重大突破。
　　
　　文化上，元诗主要就元好问可以比肩唐宋，其他多可不提，反而在书法绘画上，赵孟俯、黄公望的作品更值得珍赏。

元朝是知识分子的乐园

    有人说，元朝教职方面待遇却极其低下，也不对，元朝最低的九品官，月俸是三十两白银, 待遇较之明清应该是很高了。有人说，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实际上，科举三年一科是宋朝定的制度,并非独独元朝,后来的明清都是三年一科。

    元朝孔齐《至正直记》有一条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最后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可见元朝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是宽容不仅是没有文化的问题。
　　元代统治者的一个特点，倾向于“风俗统治”的原因，所以法律和政策都带有随意性，也可以说是马背上民族的诗性使然的，和清朝相比要好的多，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

    元朝不缺乏思想家,从元初的许衡,郝经,到后来张养浩,都是思想家,张养浩的政治论被日本首相大平正方视为经典。张养浩还很有气节，不次于明朝海瑞。张养浩的《三事忠告》，即《牧民忠告》，影响了日本一代企业界精英。　埋没元朝,可以说会埋没很多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作。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云庄，元朝散曲作家。历任县尹、监察御史、礼部尚书。以直言敢谏著称。弃官归隐后，因关中大旱，复出治旱救灾，劳瘁而死。著名的一首【山坡羊· 潼关怀古】常为人引用：【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朝的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蒙古人口

   通常人们认为，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归西时，整个民族的总人数不过一百万，兵士的数量仅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一左右。就靠这十来万人，蒙古铁骑横行天下，称霸欧亚，建立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庞大帝国，不得不让后人拍案称奇。这是错误的。

　　当时的蒙古族究竟有多少人口呢？虽然当时没有留下明确的数字记载，但对《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的分析与研究，还是可以大致得出一个数字来。从《蒙古秘史》所记载的12世纪末蒙古统一战争中最出名的十三翼之战来分析，交战双方都动员了三万左右的部队，合计约六万。按照北方游牧民族一户一兵的习俗，铁木真和札木合的部落人口应在六万户。按照五口一户计算，总计三十万人左右。这还不算兀哈良、失主儿惕、别速惕等未参战的蒙古部落。这些部落加起来接近一万户。则蒙古总户数在七万左右，人口三十五万左右。即使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战争造成了伤亡，但还有出生率的补充，因此在建立蒙古汗国的时候，总人口即使没有大幅度增加，也不会低于三十五万。

　　通过战争征服和政治融合被纳入蒙古族的其他部落的人口情况：
　　1.克烈亦惕。在被征服后融入蒙古部落的民族中，克烈亦惕是人口最多的民族。根据纪元1009年，中亚马鲁的聂思托利安基督教（中国称景教）主教埃贝德─杰苏致巴格达主教让六世的书信称，“约二十万克烈亦惕牧民和他们的国王接受了洗礼”。这说明克烈亦惕人在蒙古建立两个世纪之前，人口规模已经很大了。那么克烈亦惕人在这两个世纪里强盛起来，又兼并了其他一些部落，因此在十三世纪初的总人口以三十五万计，是不为过的。
　　2.汪古惕人。据《史集》记载，该突厥裔部落有“四千帐”，在归顺成吉思汗之后又被编为四个千户，因此通常以为其在二万人左右。但《史集》在后面又提及，有一万多汪古惕人参加了木华黎对金国的征讨，同时还有部分人数不明的汪古惕人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军。这样，至少有二万以上汪古惕人在蒙古军中服役。据此加以保守的判断，汪古惕的户数在二万户左右，人口以十万计。
　　3.塔塔儿人，《史集》称他们有七万户。想塔塔儿人曾经是蒙古多年的劲敌，户口理应与蒙古部相当，因此三十五万的人口当无异意。
　　4.乃蛮人，做为西蒙古的霸主，克烈亦惕人的劲敌，且占有西蒙古科布多湖沼地区的富饶草原，因此人口应该在二十五──三十万人左右。
　　5.篾儿乞惕人。他们能够与金、蒙古、克烈亦惕人多年为敌，其实力不容低诂。虽然领地色愣格河流域接近西伯利亚泰加森林的荒凉之地，但贝加尔湖周边却有一些较为温暖的溪谷和草原，足以供养如《史集》所述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总人口在十五万人左右，也大致不会错。
　　6.斡亦剌惕人，蒙古汗国建立时，被编为四千户，但实际上应该超过这个数字。据《蒙古秘史》载，他们有一土绵（即一万户）之多。因此人口约在四──伍万之间。
　　
　　八剌忽诸部，也就是“林木中百姓”，他们散居在北方泰加森林之中，人口难以统计，但既然被成吉思汗组成万户，则可估计为五万人是只少不多的。
　　
　　将以上数字相加，蒙古草原上的总人口应在170万左右。纪元1206年蒙古汗国正式建立的时候，减去二十多年争战的死亡数字，蒙古汗国的总人口应不少于150万。蒙古军在成吉思汗末年的总兵力，俄罗斯人巴尔托德(V.V.Bartol'd)考证为129000人。

   总之，元朝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朝代，但是儒教信徒们，怀着老子天朝上国，尔等番邦蛮夷的自大心理，把元朝大肆丑化，元朝的名字和秦桧有一拼，奇臭无比，实际上，两者都是被儒教冤枉的。成吉思汗是中国人的英雄，但，不少儒教信徒不承认。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做的吧。

日本人说成吉思汗是日本古代名将源义经　

    源义经死后，他的战功和人品得到京都贵族的赏识，他短暂的人生悲剧得到人们的同情。随着历史的推移，产生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以净琉璃、歌舞伎、幸若舞、谣曲等形式广泛流传于民间，受到大家的崇拜和歌颂，成了日本人典型的英雄人物。

    由于大家对他的死寄以同情和不平，便出现了许多义经没有死的传说：当时义经将与自己面貌很相似的杉目太郎行信留在高馆当替身，自己则于1188年4月和辩庆等家臣逃到北方，渡海入北海道，再经由库页岛到大陆，最后成为成吉思汗。

    北陆三县(石川、福井、富山)关于义经的传说和遗迹特别多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义经没有死，可能在这一带活动。北海道也有关于义经的传说，如《本朝通鉴》 (1670年完成)说，或许义经在衣川之战没有死，逃往虾夷岛(北海道)，留下其子孙。新井白石的《虾夷志》、水户藩的《大日本史》里都记载着义经到过虾夷岛的传说。

    至于金国的始祖是义经，经及义经就是成吉思汗的这一些说法，完全出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需要，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如明治时期曾为伊藤博文内阁的大臣末松谦澄，在其剑桥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汇集了义经即成吉思汗的说法，后来它作为《义经再兴记》出版。又如大正十一年 (1922)出版了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当时就遭到正统史学家的批驳。战后，1958年在推理小说杂志《宝石》上连载了高木彬光的《成吉思汗的秘密》，它后来作为文库本出版。高木彬光的主要论据是，“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中有秘密，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用日本式汉文来读可以读成“吉成思汗”， “汗”可以分解为“三点水”和“干”，即“水干”，而“水干”就是义经爱妾静所擅长的白拍子舞的衣裳。也就是说因“吉(吉野山)成”而想“水干”——因为在吉野山订立了山盟海誓，所以想念静，而静就是义经喜欢的情人即白拍子舞女。高木彬光还认为义经和成吉思汗出身年代几乎相同，而且衣川之战后约五年成吉思汗才开始活动，这不能说是偶然的一致。高木彬光的说法虽不能说牵强附会，但光凭一个名字的巧合来断定义经就是成吉思汗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未免太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