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苦难的中国大地上正在饱经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而在这个你争我夺得时代里面，中国文化也受到了肆虐的侵袭。孔老二被踩死在中华大地上，但边塞黄沙之中的古简遗书却成了列强的奇货，弹丸之地的日本也开始了疯狂的掠夺。中国，十九世纪，最黑的一页。

    故宫博物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用那老的话说这是保护中华文明的一个举措，应该这么评价，至少应该肯定故宫博物院在这方面的贡献。但我认为，草草创立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种当年知识分子仇视清廷的情感，因此书中对溥仪的看法就很偏激，虽然寥寥几句，但也足见当时人们的心态，即便五十年过去了，依然愤愤然。纠缠在北洋军阀的战火中，就注定了草创的故宫博物院也命途多舛，博物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兴废之议，加上日本日益逼近的战火，故宫博物院面临着出生以来的一次抉择，于是，宫中精萃及中央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及河南博物馆、安徽图书馆等多家单位的文物古籍星火南运。没有人知道这个抉择是否正确，只有一个想法那是一致的——保护好这份遗产。南运中的辗转反侧，硝烟弥漫，都可以窥见工作人员对文物的呵护，从对木箱材质、棉花质地的选择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他们对文物的珍爱。

    但我有一点始终不能明白，在故宫文物颠沛流离的几年中，故宫竟然还有心情去英国、苏联等地展览，用那老的话，这是宣传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政绩。可是我们却不难发现，只要是故宫文物存放过的地方，文物前脚走，日本的飞机后脚就跟上了，狂轰乱炸一番，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多半是故宫文物举动太过招摇，既然是非常时刻，保护当时第一位的，宣传只是其次，而这种盲目宣传，万一晚一步岂不是悔之晚矣了么？到那时候，请问该说你是历史的功臣呢，还是历史的罪人呢？并且从书中看，那老等很爱旅行，去英国参加展览，也不忘在欧洲小逛一番，简直都是很奇怪的举动。

    但老一辈对故宫文物的深情还是应该肯定的，记得之前看纪录片《台北故宫》时，有护送文物进台的庄严老人临终眼望窗外说出“北平”二字的一个镜头，也正如那老所言，没有谁知道会在台湾待这么久，就认为像之前一样只是来避难的，过阵子就走了。可是这次却成了最终的归宿，一道浅浅的海峡，让本为同根而生的两个故宫久久的深情对望，我想那些护送文物进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的感受。月圆了，可是三希堂的三件法书却分居两地，它们曾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可是在团圆却不知是何年何月，心情自然可以想象。

    其实，看那老的这本书，我是冲着对当年文物南迁的保护措施看的，感受一下当年国民对文物的那种百倍的呵护。当然入台的还有很多档案，它们属于“文献类”。我是喜欢文献这个类别，尽管我没能从中找到关于文献类整理的具体内容、方法，可能与那老主要负责玉器等器物部文物有关。今天档案界又开始提文献这个词，把档案纳入到一个大文献的视野之下，以武汉大学的周耀林副教授为代表，我觉得这很好，并非模糊档案的特性，而是使之能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重生。记得“春风秋水”曾经发过一篇《档案学，你到底属于谁》的博文，其实这不正是现今档案学的尴尬么？档案学原本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学科了，就像我们的一只手指头一样，有特色吧，肯定的，你说是个手指头谁跟谁一样啊？都与众不同。可这只手指能脱离这个集体么？又能脱离手还有我们的肢体么？不能，这种与别的学科有着太多纠缠的学科设置，倒不如给它一个更大的平台，重新审视这个学科，可能不失为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