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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拙作《企业档案知识管理模式——基于双向视角的研究》即将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恩师冯惠玲教授在百忙中挤出宝贵时间为我作序，甚为感激，亦尤为兴奋。在此，我擅自提前发布此序，以飨读者。

                                                                      序

    “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这句名言，因在诗的浪漫中蕴含深刻哲理而广为人知，常被引用，但理解和接受其中哲理却并非只是一种浪漫。当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孕育出一层层新绿时，既有理论的“灰度”渐渐加重了并大面积弥漫着，形成了鲜明的色差，于是，实践对理论的急切呼唤和严峻挑战就挡不住了。
      档案管理这样一个古老而常在的人类活动，不例外地被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技术的进步和融合催生出许多变化来，由于它与信息化进程的密切关联，其变革范围和程度也就愈加明显。很多流传已久的管理原理、方法渐渐不相适应，用一位老档案专家的话来说，需要重新解释、重新构建的东西“俯拾即是”，与若干年前相比，今天的档案理论研究话题和话语已是别有天地。
      但是，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并不是弯弯腰就可以捡到的，如今一些博士研究生对于“选题难”已深有体会，档案界发表的论文中有些命题也是似是而非，无病或小病呻吟。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能不能写出一篇论文或一本书，而在于是否真有理论建树，实践是否认可它。找到这样的题目来做，才合得上爱因斯坦说的“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革命。”
      徐拥军的这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丰富而成的专著，当初在选题上也有一番曲折经历，而此番经历对于他认识和把握这个课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把他引进了一片开阔的研究领域，使他找到了一条走得通的学术前行之路。和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徐拥军对“知识管理”的兴趣始于阅读有关论著，从2001年开始接触知识管理理论到2006年确定以“企业档案知识管理”为题做博士论文，他在这个领域跟踪、关注了好几年，读了不少相关论文，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见解。然而开题报告会上与会者尖锐的几乎是否定性的批评意见却让他举棋不定，信心动摇了。面对“赶学术时髦”，套用一个“不成熟、不确定”的理论来构建“理想化的、不可实践的”企业档案管理模式的评论，他沉思多日后告我“从未在学习与研究上感觉如此迷茫与艰难”，甚至有了重新选题的念头。我建议他不要冥思苦想了，离开书斋，到企业去，到实践中走一走，看一看，再回过头来思考决定。
      2006年的夏秋数月，徐拥军在广东、湖南、北京等地跑了多家企业，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尽可能地作深度访谈，回来后，他不再犹豫，决心在这个领域攻关探索，并感觉“写起来心里有底了”。因为，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言，他发现在企业，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都面临着困境和机遇，都渴望找到新的出路，二者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有企业档案主管说，知识管理是企业档案工作的唯一出路，但如何走通走好这条路，需要思想启迪，理论指导。此后，他一边读书写作，一边继续调研，先后跑了29家不同体制、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水平的企业，从实践中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案例和灵感，也看到了这个领域的广阔前景。文献资料和实际案例从两个方面拓展了他的思想空间，共同支持他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毕业之后他继续跋涉在企业档案知识管理领域，不仅写论文，还应企业要求做咨询，和企业一起做方案，让企业档案知识管理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的螺旋上升。徐拥军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进入大学打开了我步入学术殿堂的半扇大门的话，那么这些调研与访谈真正打开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另一半大门。”
      徐拥军的这项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企业几十年延续下来的档案工作模式面临生存危机，难以为继，而呼声甚高的知识管理却在很多企业形同花架子，“叫好不叫座”。他从分析中国民族企业档案管理、知识管理各自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入手，通过相互审视，用系统耦合原理寻找二者之间的相近相通和相差相异，提出了共同突破困境的路径——实行“档案知识管理模式”，即“以知识管理为导向创新拓展档案管理，以档案管理为基础简单实现知识管理”。作者用朴实通达的推导过程告诉读者这是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企业档案管理和知识管理之间的联姻互动是顺理成章、前途光明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花费不少笔墨来条分缕析档案知识管理的实现方式，提出了档案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策略，这些看起来不那么“理论”的东西却恰恰是作者提倡的“档案知识管理理论”得以扎根、生长的土壤和叫好又叫座的本钱，其研究难度和给人的启示绝不在纯理论之下。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应用学科的应用性研究不可能仅仅在书斋里、资料堆中、网络上和冥思中得出真知灼见，这就是在看似日益繁荣的理论研究景象之中，那么多前卫的概念，新鲜的视角，丰富的引证，却始终抹不去理论与实践之间那层灰蒙蒙的隔膜的重要原因吧。希望徐拥军这部从实践中获取灵感和信心的新著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搭一座桥，也希望更多的理论研究者倚靠着常青的生命之树，回应实践不断提出的问题和挑战。

                                                                        冯惠玲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