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万恭和《治水筌蹄》
(2009-04-10 18: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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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椿庐史地论稿》
一
明刻本《治水筌蹄》分上下两卷。上卷共二十九叶,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下卷共三十二叶半,每半叶行、字与上卷同。粗略估计全书约二万四千余字。无序跋。首页署“兵部左侍郎南昌万恭著”。卷末题“后学长洲张文奇重刊于南旺公署”。张文奇字原正,万历五年(1577)进士,同年至十三年任南旺分司副使。可知原书约刊于万历五年至十三年间。既曰重刊,则万历五年前已有初刊本。
《治水筌蹄》刊出后,即受到河臣们的重视,成为他们治理河运的重要参考资料。
引用《治水筌蹄》最多的是清雍正年间编纂的大型水利资料汇编《行水金鉴》。我们查阅了该书的卷27、卷28河水篇,卷120、121运河水篇,卷157两河总说,其中引用《治水筌蹄》原文约占现今我们所见刊本的十分之八。不仅没有一条不见于现存刊本,文字也完全相同(个别字可能由于刻误除外)。此外,如乾隆间张伯行所著《居济一得》卷8引万恭云海口不宜疏浚的理由,共102字,与刊本卷上所述全同。卷8末尾总述黄河治理的一千六百余字,一字不差地转录《治水筌蹄》原文,不过没有注明出自万恭。乾隆四十年《山东运河备览》卷12也引用了《治水筌蹄》数条,文字均无差异。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存刊本是原始的足本。
二
万恭,字肃卿,江西南昌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南京文选主事,历仕考功郎中、光禄少卿等。嘉靖末年以兵部侍郎,巡抚山西。在山西西北部沿黄河一带筑边墙四十里,以防“套寇”东掠,并教授当地人民耕作技术和利用水车的方法,发展农业,颇有政绩,后因内艰归里,服阕,不复出①。
淮南运河所流经的地区是“地卑积水,汇为泽国”。河道专取山阳(今准安)、宝应、高邮县境内诸湖水以通航,故曰湖漕。⑥明永乐初平江伯陈瑄督漕运时,曾在淮南运河长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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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27引《明史稿》。
⑤《明神宗实录》卷61,万历二年四月癸丑。
⑥《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筑有小闸数十,以泄运西诸湖涨水,并设浅船浅夫,不时挖取湖中淤泥加固河堤。可是日久诸闸为淤泥湮没,长堤成了“死障”。而治河者“畏浚浅之苦,每湖浅一尺,则加堤一尺,岁月既久,湖水捧起,而高、宝为盂城矣”。隆庆初,湖水高出高邮、宝应城中者数尺,每次决堤,高(邮),宝(应)、兴化城中悉成广渊。这样不仅影响了漕运,更重要的是给里下河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莫大的威胁。万恭接任后,主张恢复在淮南运河上兴建平水闸(分水闸)的措施。于是在仪真、江都、高邮、宝应、山阳境内的运堤上置闸二十三座,浚浅凡五十一处,各设捞浅船二艘,浅夫十名。①高宝诸湖洪水由诸闸分支流汇于射阳湖人海。并重申明初“但许深湖,不许高堤”原则,以冀运堤不再迅速抬高,减少远东地区的威胁。此外,淮南运河流入长江有两条汊道:一为瓜河,在瓜州镇人江;一为仪河,在真州(今仪征)入江。但“仪河窄而浅,瓜河广而深”。为了避免仪河被夺流而淤废。万恭在两河分岔口扬子桥(今扬州市南)筑闸,控制水流,保证仪河通畅不淤②。
(三)整治会通河(闸河)减水闸和改建引水工程。如修复徐州城北淤废的境山闸,增筑南阳新河上的减水闸十二座,又于马家桥之西开水口建闸,以宣泄运东吕孟、微山诸湖夏水泛涨,以利漕运。④为改善会通河水源,在兖州城东泗河上筑金口堰,导泗水由府河至济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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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②《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③《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④《治水筌蹄》卷上。关于会通河水源工程的详情,可参阅拙稿《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
南天井闸入运。又改筑汶河上戴村坎河口土堤为乱石滩,以遏汶水南流入运。①这些都是改善会通河水源的重要措施。
万恭在二十六个月的时间内,对黄运两河治理的实践即如上述。此外,他还将治水的措施展、建议和心得笔录下来,就是这部《治水筌蹄》。《庄子·外物篇》:“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和蹄分别是捕鱼和捕兔的器具。后人以“筌蹄”来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万恭即取此意以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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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治水筌蹄》卷上。
②《明史》卷83《河渠志·黄河上》,隆庆四年翁大立言。
③《治水筌蹄》卷上。
④《治水筌蹄》卷上。
⑤《治水筌蹄》卷上。
三
本书从其文字形式来看,是作者治理黄运过程中的工作随记。全书分条叙述,共148条,既不列目,亦不分篇章。每条长短悬殊极大,长者近二千字,短者数十字。前后排列无定则。内容可分为黄运河工的修缮、防护和管理制度、漕运管理制度、黄河河道、运河河道、治河理论等五个方面。其中关于黄运防修管理方面所占比例最大,约近二分之一。运河河道着重于会通、淮南二河,约占三分之一强。漕运管理制度亦以此二河为主。其他运河河段涉及极少,如江南运河仅一条,白河二条,卫河根本没有提到。治河理论所占篇幅虽少,然为其精华所在。如本书篇末论治河不能拘泥古法,应因时而异,对当时一些不同的治河理论进行驳难,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共一千四百余字。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2《河议辨惑》一节极为相似。
(一)明永乐建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成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而明初以来黄河多变,屡夺颍、涡、睢、汴等水或入淮或北决入运,严重影响了漕运的畅通。中叶以后,黄河正流逐渐固定在东南经徐(州)、邳(州)汇准人海一线上。从徐州至淮阴的黄河也就是运河河道,黄河和运河的命运就此连在一起了。黄河在淮阴以上河段无论北决或南决,都会影响到漕运的畅通。所谓“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①故而明代后期的河臣治河的宗旨就在于保漕,其具体措施即是使黄河正流保持在东南经徐、邳一线上。“防黄河即所以保运河”。万恭任总河前,即嘉靖末、隆庆初一段时期,正是黄河北决闹得最凶的时候。嘉靖三十七年(1558),黄河在山东曹县新集决口,四十四年(1565)在今江苏沛县决口,隆庆四年(1570)在邳州(今江苏邳州市南古邳)决口,五年又在灵璧双沟以下南北决口。这几次决口都使黄河正流离开了徐邳一线,或东北冲入运河,或南夺濉河出宿迁小河口入运,徐邳之间黄河正流也就是当时的运道悉淤泥,粮艘阻塞不进。嘉靖、隆庆、万历年问的河臣多主张维持徐邳单一河道。这除了确保运道畅通外,另一方面即考虑到使治黄和治运工程合而为一。这一点刘天和在《问水集》还没有提到,而万恭在《治水筌蹄》(卷上)里则已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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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
这种观点固然全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但能适当减轻人民的劳役负担也不失为好事,故被不少河臣所接受。例如关于洳河问题,自隆庆四年(1570)提出来后,河臣们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开凿,一派反对。前者以翁大立、傅希挚、舒应龙、李化龙为代表,后者以朱衡、万恭、潘季驯为代表。两派争论不休,工程时行时停。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才完成洳河之役。①反对派的理由,除了工程艰巨、花费浩大外,更主要的是开洳河后,黄运分道,既要治黄又要治运,“是两役,劳不已甚乎!”②潘季驯《河防一览》卷6存录的《隆庆六年工部覆止洳河疏》、《万历三年工部覆止洳河疏》二篇,都反映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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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85《河渠志三·运河上》、卷87《泇河》。
②《治水筌蹄》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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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治水筌蹄》卷下。
②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
③《治水筌蹄》卷上。
⑤(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2《河议辨惑》。
(三)对于控制黄河下游洪水的问题,万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黄河下游的洪水除了来自山、陕间的干支流外,还有伊洛河和沁河。其中沁河的洪水与黄河下游的决溢关系至为密切。沁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洪水季节来势十分迅猛,“其湍急之势,不下黄河,两河交并,其势益甚”。①明清时期河南省境内几次较大决口,均与“黄沁并涨”有关。元代以来就有人建议引沁济卫,明代以后附议这种主张的不乏其人。然大都是从增加卫河水源的角度出发的。然而数百年来一再遭到反对,其理由一是“卫小沁大,卫清沁浊”,引沁人卫,利少害多。②二是沁河下游以东地势低洼,卫辉府治汲县城内“浮屠最高者才与沁水平”。③如引沁入卫,秋汛时建瓴之势,容易决溢成灾。故而事均未行。万恭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沁水的洪水占黄河下游洪水的四分之一,“去河患者,以分沁为本”。他主张拓宽卫河河道至二百丈,自木兰(栾)店(今武陟县治)开渠引沁人卫,经卫辉、德、沧至天津人海,“令沁不为暴可也”。④这样既可减轻黄河洪水的压力,又可增加卫河的水源。其主张虽然未能付之实现,然将黄、沁洪水关系讲得如此明确,却是由万恭开始的。
(四)万恭在本书中记载得最多的是会通河和淮南运河。因为这两段运河与黄河关系最为密切,而会通河更是直接受到黄河经常北决的威胁。万恭对会通河的疏浚、整治和管理有自己一套想法。会通河又名闸河,由于水源缺乏,全凭沿运设置的四五十座船闸,分段堰水,得以通流。各闸启闭是否值时,是关系到漕船能否顺利通过的大问题。他说:“理闸如理财,惜水如惜金。”就是这个道理。他认为闸河不必过分深宽,因漕船入水不过三尺五寸,广不过一丈五尺,建议河深不过四尺,广不过四丈,才为惜水之道。⑤闸河以南旺高地为水脊,从这里向南北分流。由于水源不足,南北各闸应按水源多少定时启闭,其中有许多规定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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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1《申明河南修守疏》。
②《明史》卷87《河渠志五·卫河》。
③《元史·董俊传》附《董文用传》。
④《治水筌蹄》卷上。
⑤《治水筌蹄》卷下。
于万恭。例如,当每年春上运盛之时,正是汶水微弱之候,南北分流则感水量不足,采用番休之法。“如运舸浅于济宁之间,则闭南旺北闸,令汶水尽南流灌茶城,逆舟屯于汶之上源以待北决。如运舸浅于东昌之间,则闭南旺南闸,令汶尽北流灌临清。此役全力者也。万历元年始用此法,漕大利。”①并指出南旺高地南面的柳林、寺前闸是最关键的二闸。以后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明万历以后和清代都沿用之。如潘季驯《河防一览》、张伯行《居济一得》二书对南旺南北水量调节的主张,就是采纳了万恭的意见。对于淮南运河主要是解决排水问题,故万恭主张多建分水闸,重申“但许深湖,不许高堤”的旧制,以免河床抬高,湖堤东决,造成高宝、兴化严重灾害。上面已有所述。江南运河自万历元年(1573)始属河道总理管理。所以《治水筌蹄》里提到了江南运河。这是过去治黄通运著作中很少见的。万恭指出江南运河自常州白家桥至镇江京口地势渐耸,两旁无支流汇入,每逢旱年,水涸阻运。他提出治理江南运河的一些措施,多为后人所效法。
(五)宋代以后,疏浚黄运二河成为政府一项经常性的重要职能,并没有专职官吏司其事。明代因黄运合一,更为重视。万恭在黄运疏浚、管理方面有很多积极性的建议。例如对会通河的疏浚,万历以前,“旧例,大挑三年再举,正月十五筑坝绝流兴工,至二月中完”。②可是时值地冻冰坚,野外操作诸多不便,粮食供应也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不久新运接踵而止,那时旧役已完,新役未来,摊派徭役亦有困难。万恭提出改在九月兴工,十月竣事。这时漕船回空已尽,可以筑坝绝流,进行疏浚。再说秋事告成,口粮充实,不致妨害农事,秋高气爽也适合野外操作。疏浚甫完,乘冬冰封河流,春融解冻正可通运。③万历以后即采纳万恭的建议从事疏浚,“官民称便”。④另外,在南旺高地一段运河的大挑,旧制筑坝使南北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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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治水筌蹄》卷下。
②(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2。
③《治水筌蹄》卷上。
④(清)张伯行:《居济一得》卷2《南旺分水》:“河道侍郎万恭议改于九月,诚为先事豫图。且量地施工,力既不费于概挑,疏浚一完,籍冰封闭,是新运之便也。万历四年,开凿月河,间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大挑之期,定于九月起工,其回空及一应船只,皆由月河行走,官民称便。”
万恭创制在南旺筑坝,逼汶尽北流,而挑其南段。北舟悉舣南旺。待南挑毕竟,又筑北坝,逼汶尽南流,而挑其北段,乃决南坝,舟顺流而下。此浚浅行舟,两利之策。①
万恭又十分重视黄河堤岸的防治。他说:“有堤无夫与无堤同,有夫无铺与无铺同。”故在徐邳三百七十里河堤上,每里三铺,每铺三夫。南岸以千字文编号,北岸以百家姓编号。各按所辖信地修补堤岸,浇灌树株,遇水发各守信地。如遇水决,则上下左右互助而塞之。②这种对河堤的修防无疑是减少了决溢的机会。
在漕运管理制度方面,他提到所谓“八因”、“三策”。八因:“因河之未犯而北运,因河之未冻而南还,因风之南北为运期,因河之顺流为运道,因河安则修堤以固本,因河危则塞决以治标,因冬春则沿堤以修,因夏秋则据堤以守。”三策:“四月方终,舟悉入闸;夏秋之际,河复安流,上策也。运艘入闸,国计无虞,黄水啮堤,随缺随补,中策也。夏秋水发,运舸度河,漕既愆期,河无全算,下策也。”
总之,《治水筌蹄》一书,虽篇幅不长,然资料丰富,不尚空论。从其内容而言,实为明代治黄史上承上启下的著作。可惜流传不广,故研究黄河史者未能予以足够重视。本文仅为引玉之砖,略作肤浅的介绍而已。
1982年6月草就
(原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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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治水筌蹄》卷上。
②《治水筌蹄》卷上。
③《治水筌蹄》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