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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泥塑八仙，在浚县文化中有很多是关于八仙的，无论是在大伾山的吕祖祠,还是在浮丘山的碧霞宫,八仙都是喜欢的。)

     或许是浚县现在太有名了，让本来曾经与它比肩的城市人反倒不齿。
　　曾经，在一个地方采访，言谈间提到浚县，那人一脖子的青筋，“浚县，大伾山是在他们那里吗？明明是在我们这里嘛！‘八丈佛爷七丈楼’的大石佛，那是佛吗？那明明就是一尊石像嘛！怎么会是佛？”
　　青筋归青筋，争辩归争辩，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大伾山上数以千百计的摩崖，那毫无疑问的后赵时期开凿的大石佛，让布满了文化的大伾山以难以阻挡的气势，走得更远，更远。
　　没办法。
　　我认为，个中虽然资源优势不可缺，但人的作用是最主要的。
　　浚县人很穷，但浚县人懂文化，浚县人重视文化，浚县人咬紧牙关搞文化；相反，我省有一些县市，很多国宝却较少得到照应，不定哪天还让贼偷一下盗一下呢。
　　对于文化的重视与否，一方面要看经济实力，一方面却要看文明程度。
　　争资源是一件好事，说明人们重视文化，尽管争的目的不尽相同。譬如诸葛亮之争，汝瓷、唐三彩遗址之争，杜甫故里之争等，争总比不争好，总比把宝贝丢弃野地没人管好。
　　昌明盛世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标志是，百姓信仰的极大自由，言路的极大拓展，而政府之所以能够容忍接纳不同的意见，正是自信开放、胸襟博大的表现；所以百姓敢言其所能言，敢行其所能行。
　　但争之外，关键是做，实实在在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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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寺风情依旧）
　　千佛寺，实际上就是浚县人“做”出来的，它能够有今天的规模，离不开浚县人的努力。
　　曾经，它已经不是寺院，是学堂，是凋敝的荒山，现在，它是国宝，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水连城地最幽，洞天深处有丹丘。
　　郡仙虚慕三山远，避暑真成六月游。
　　遥忆朱云曾折槛，暂同王粲一登楼。
　　再来风景应殊绝，花满池莲酒满瓯。”
　　“劈员石罅作禅堂，细数慈悲五百双。
　　铁岸风生钟磬响，琪林花吐麝檀香。
　　巢云野鹤餐朝露，补衲山僧坐夕阳。
　　闲到最高峰上立，望赊南北思茫茫。”
　　“原先，这里除了不绝的诵经声，环境也非常好，连天碧树，花草处处，文人雅士也频频光顾，现在周围的环境都破坏掉了，到明年，我们还要把这一切恢复起来。”班朝忠说。
　　

    为“国是”佛寺里大办教育
　　历史上，千佛寺并非总是以佛寺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在数年前，这里还是学校，曾经书声朗朗，浓郁的学风，拂却着作为寺院的清幽和禅静。
　　但凡这个时候，总是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总是处于国难当头，国力不强的时候。
　　据清嘉庆《浚县志》记载，千佛寺曾经成为浮丘书院，该书院因为在浮丘山顶的千佛寺而得名。明嘉靖元年，“明兵备道刘公废佛寺，邑大夫宋公更为浮丘山书院。”刘公有感于浚县佛教日益兴盛，而儒学日渐颓废，于是“废佛寺，毁淫祠，尽逐其徒。邑绅宋公好善乐施，纳粟八十石，就千佛洞址创浮丘书院”。当时的书院“中有堂，旁有楹，前有匾，又有石洞数寻，较百鹿洞不相轩轾。”
　　刘公废弃佛寺，遣散僧众，宋公捐纳粟米，修建书院，希望通过浮丘书院来广施教化，光大儒学，最终达到教化民众，开阔眼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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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现存于浮丘山千佛寺后院的“创设农业中学堂记”碑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冬，时任浚县县令的陶珙（如）有感于浚县境内游手好闲之人日渐增多，且盗贼猖獗，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民生凋敝，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振兴实业，经过反复筹商认为“裕衣食之本源，辟农桑之大利”，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于是，聘请北洋农业大学堂札派毕业学员史树瑛、刘承颜为教员，在千佛寺创立浚县农业中学堂，以期“扩公益，进文明，富国强种”。
　　虽然已经经过了一百年，但碑文还清晰可辨：
　　邑贤侯如陶老父台创设农业中学堂碑记
　　今欲图存于优胜劣败之世，独立于竞争剧烈之场，其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乎？夫农以生物，工以成物，商以通物，皆财宝中所含之要素也。一人之能力，不能谋完全之生活；必合群同居，业品交换，而所需之物于是乎备然。其中犹不无先后缓急之别者，盖以商资工，以营其谋；工资农，以施其技。世所谓农产不兴，则工商皆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其说诚为不诬！遐想我国自开幕以来，即以农业立国，近世东西各国农业专家，著书立说，皆推我国为农业祖国。顾所以相沿至今，我国农业反致瞠于各国之后而窳败如是。推究原因，皆缘学术不明，人心迷惑。率以农业之丰凶，归之气候之顺逆；而于辨土性，除虫害一切预防补救之计，反付阙如，吾邑僻处偏隅，见闻尤隘。自我邑侯陶老父台莅任后，首改高等官小学堂，继立劝学公所，旋又创办警察学堂。冀以广开吾民智识，造就吾邑人才，为地方自治立之基础。此其苦心毅力为吾浚筹画（划）者，固已日不暇给，而我父台之心犹未已也。以为游惰多而盗赋斯繁，杼柚空而公私交困，救其弊者，非振兴实业不为功。于是，日与吾侪同志反复筹商裕衣食之本源，辟农桑之大利。是以禀请北洋农业大学堂札派毕业学员史君树瑛、刘君承颜充当教员，发明农学新理。又复旁询学界，选举及门王生思温、申生溥泉、刘生凝恩管理堂中一切事宜。此浮丘山农业中学堂所由创设也……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三月上浣谷旦
　　碑上刻有篆字：敦俗劝农但这样的农学堂，随着陶珙被调走，也随之夭折了。
　　到了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县长吴宜堂（宝纬）于浮丘山千佛寺内创办乙种蚕桑小学堂。民国八年改为蚕桑学校，是农桑专科，旨在培养蚕桑技术人才。学生两班，５０余人，教师３名。初办时，基础课设四书备旨、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理科、体育、音乐，专业课有桑树栽培法、养蚕学、蚕体解剖、蚕体生理、制种等科目。蚕校有桑园两处，蚕室一间，蚕匾数十个，显微镜一架供学生实习用。蚕桑学校办了５年，先后毕业学生近２００名，对浚县养蚕业推动颇大。当时县城西关、南关、南山街多数居民植桑养蚕。钜桥、同山和火龙岗地带养蚕户比比皆是，养蚕事业颇为兴旺。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浚县初级师范成立，校址也选在了浮丘山千佛寺，校舍为旧庙宇。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学校改为浚县师训班。１９７７年，更名浚县教师进修学校。
　　“佛教讲究救世救人，普度众生，在本来宣扬佛教的千佛寺里，人们办学，办教育，其实也是救世救人，让人们走出愚昧，让人们摆脱落后，两者的形式不同，目的都是一样的，相比而言，学校只不过是一种更积极的入世心态。”
　　站在曾经为着国家宏图而办过学校的千佛寺里，班朝忠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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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期间，已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浚县古庙会就会点亮整个古城，古城也燃烧了来自山东、河北、江苏、安徽、山西、上海等五湖四海的朋友。这是走在浮丘山朝拜路上的民间社火——背阁。表演的都是些五六岁的娃娃，他们通过下面的大人随之摆动，作出各种动作。）

　　“活佛”陶珙  浚县历史上忘不了的人
　　宗教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创设宗教的人，因为给人们规划了一个心灵的家，一个精神的家园，让人们在走向他的宗教的时候，也永远记住了他。
　　佛是什么？它是一种能给人们带来福祉，让人们能够在有限的人生里，享受人生快乐的东西，它无私、坦荡，所想所做都是为人。
　　佛教讲究救世，自度度人，但说到底，实现这一目的离不了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个我就是宗教，宗教就是个我。
　　我认为，人生有大宗教，有小宗教，大宗教是一种宽泛的概念，他把信仰留在心里，这样的人，宗教对于他，不求而得；小宗教只是一种形式，他只注重形式，所以，尽管他像飞天一样，永远飞翔，永远追寻，但宗教于他，永远是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
　　实际上，宗教也是一种辩证法。
　　很多人说，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浚县宗教是一个缺失的年代，我认为不然。
　　如果宗教不能救世，如果宗教只是让人们精神更困惑，如果宗教不能解救人生于危难，那这样的宗教要它干吗？索性不如现实一些。
　　其实在浚县佛教失语的年代，人们心里曾经是有佛的，只不过这个佛是“活佛”，这个“活佛”是陶珙。
　　陶珙，这个字号如的江苏人。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冬，接替颜缉祜任浚县知县。第二年冬天离任。他“才识明敏，长于吏治”，“于教育一事，尤三致意”。虽然在任浚县知县只短短的一年，但这一年中改建了县立两等小学堂，设立了劝学公所、阅报公所和师范传习所，开办了浚县农业中学堂，其他乡间小学也渐次设立。直到现在，陶珙在浚县积极发展教育，尤其是在千佛寺办农业中学堂的事儿，还为人们称道。
　　陶珙初任浚县知县时，正值清末中国教育大变革时期。千余年的封建科举制度被日显生机的新学所代替，各地纷纷兴办新式学堂。但在当时的地方官吏中，存在几种不利于新兴教育发展的倾向。一些人受封建正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视学堂为仇敌，不遗余力地加以摧残、破坏；一些人只追求设立学堂名目，不讲究实际效果，只为借兴学而扬名，并以此作为升迁的资本，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还有一种人，认为教育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但为了掩盖上司的耳目，打着兴办学堂的招牌，实际对教育事业并不尽心尽力。陶珙摒除了这三种倾向，踏踏实实地提倡新学，并取得了明显业绩。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赞他说：“河南有如是之官，是吾河南之活佛也。”
　　其实早在陶珙任浚县知县的前两年，原浚县知县颜缉祜会同士绅王恩桂、李承治等就依希贤书院旧址（在今浚县城南大街武装部院内）创办了浚县官立高等小学。但由于管理不善，加上经费拮据，所以很不景气。陶珙上任伊始，即着手对高等官立小学堂进行改良整顿，增加了教员人数，裁掉了一些不称职的教员。对于教育经费，在原有１７００余缗的基础上，又增加斗捐７００余缗。对原校舍围墙，也补缺去　进行了修葺。在高等小学之下，附设初等小学，成立县立两等小学堂。原高等小学堂经此改良，不但初具规模，有条有理，而且经费充裕，多种学科都已具备。
　　除了改良高等小学堂外，在陶珙的倡导下，浚县先后设立了劝学公所、阅报公所和师范传习所，其他乡间小学多达５０余处。这些新式教育机构和新式学堂对开启民智、振兴实业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千佛寺浚县农业中学堂的设立，则开全省讲求农业的先导，成为轰动大河南北的一件盛事。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有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史。历代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但至清朝末年，不少人看到了我国的农业窳败不堪，“瞠乎各国之后”的局面，并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学术不明，人心迷惑。率以农业之丰凶，归之气候之顺逆，而于辨土性、除虫害一切预防补救之计。反付阙如”。所以，“振兴农业”的呼声非常之高，陶珙知县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浚县浮丘山千佛寺内创办了农业中学堂，以浚县教谕张彬为监学官，特禀请北洋农业大学堂派遣毕业学员史树瑛、刘承颜作为教员，选举学员王思温、申溥泉等管理庶务、文案等一切事宜。初办速成班，对考取廪、增、附、监生员中成绩佼佼者，令之入学堂学习。实收一个班，学员３０余名。办学主旨在于：“裕衣食之本源，辟农桑之大利”，并“发明农学新理”。开土壤、肥料、森林、蚕桑、种艺等学科。学制为三学期，修业期满后，经考试合格者，颁发文凭，派充技师，赴各处治农事。学堂配有图书仪器，还开辟了实验场。自开堂以来，备受欢迎，“不但本邑学生争愿从学，而大河南北各府州县，以此为全豫讲求农业之先导，所以闻风向化远道而来乞附者，尤为实繁有徒。”大有轰轰烈烈之势。
　　陶珙做了佛所不能做的事儿，浚县人把他永远“留”在了浚县。
　　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冬，陶珙奉调他邑。在他将离开浚县的时候，浚县人苦苦挽留，按照当时记载：“城而士商，乡而妇孺，相聚而谋，为借寇之举。”丝毫不亚于现在报道的为民之官离任，百姓环路送别的场面。后来知道强留不成，不少人涕泣落泪，感叹不已，尤其担心浚县的教育事业因为陶珙离去而受到影响。事实上，果真是这样，在陶珙离任后不久，浚县教育界出现了“为五洲万国所未有”的“惊天动地之怪现象”，学校教育一落千丈，刚刚创办的千佛寺浚县农业中学堂，羽翼尚未丰满，也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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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窟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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