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这五个熠熠生辉的名字从他们各自的时代开始，照亮了千百年来整个中国诗坛。他们的喜怒哀乐皆成文章，他们的悲欢离合都是诗歌。

    五位诗人的艺术成就，难分伯仲。战国的屈原首开浪漫主义先河；东晋的陶渊明将田园诗载入历史；李白与杜甫则在盛唐气势下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演绎到了最高境界；而北宋的苏轼嬉笑怒骂，写尽了人间事。

    纵观五位诗人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孤独、委屈、坎坷，让他们的人生旅程是那样的疲惫与揪心。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失意人。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曾深受楚怀王信任。后遭奸人谗言陷害，被楚襄王流放到湘江。屈原处江湖之远，不但担忧其君，更是忧其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以说，屈原的心脏是随着楚国一起跳动的。面对失意，他并没有任己沉沦，他想用自己的“醒”去唤醒众人的“醉”，可是他到底失败了。坍塌的帝国、沦陷的都城，屈原带着自己的“香草”“美人”，漂向了无人知道的远方。

    陶渊明是一个汉子，他不为五斗米向权贵折腰。在东晋那个乱世，他守住了心灵的底线。可是，这与社会的节奏是不合拍的。穷则独善其身，面对失意，他选择了归隐田园，而实际上这是逃避，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无奈的逃避。他守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与自己少时的“猛志逸四海”相去甚远。他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结果，他一点一点地构建自己的“桃花源”，又在这样的幻想中一点一点老去。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这是余光中在说李白。李白是一个月光下的剑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他喜欢的是快意恩仇，高力士手中的靴子便是最好的证明。“奈何青云世，弃我如尘埃”，“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当失意向李白袭来的时候，他只会表现得更加坚强，更加狂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的一生是呼啸人世的一生，李白的一生是笑傲江湖的一生。

    杜甫是从苦难中熬出来的。除了自己的苦痛外，黎民百姓、天下苍生他都视为己任。“三吏”、“三别”，杜甫用他的笔写世间之苦；《兵车行》、《丽人行》，杜甫用他的笔记人间之史。而他自己更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一生飘零，失意连连，可“忠君爱民”的信条却贯穿其始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苦难的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更像是一个巨人，一个圣人。虽不能无一，却也难能有二。

    “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其一生的自嘲。十二字的自嘲，流露出的是对失意的从容，对人生的乐观。一贬黄州，他笑了笑：“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二贬惠州，他又笑了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三贬儋州，他除了笑以外，更多了一份怡然自得：“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此等胸襟，试问天下谁堪比肩？屈原输其一分潇洒，陶潜差其一分自信，李白欠他一分理智，杜甫短他一分淡定。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的人生哲学，是在混乱的社会中尽最大的努力来坚持自己的操守，同时又能坦然面对世间的一切不平。

    因此，在人生的“烟雨”中，在世间的“寒枝”前，我说：屈陶李杜苏，东坡独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