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蒙古人的居住处所，人们就会想起那些像珍珠般撒在塞外茫茫绿草原上的蒙古包。寒冷的气候不仅赋于了蒙古人精神和肉体某种特殊的力量，而且让他们在起居养生方面为中华民族养生宝库增添了许多独具魅力的特殊发明。蒙古包，就是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为抗御严寒，方便游牧，从蒙古高原实际出发，而发明创造的一种巧夺天工的理想居住处所。

    其实，蒙古包并非蒙古人居住处所的唯一形式。考古挖掘的发现告诉人们，在蒙古包发明之前和之后，蒙古人还居住过形形色色的天然的或人工开掘的窑洞、窝堋，以及土木砖瓦搭建的房屋，甚至宫殿城堡建筑。

                             前蒙古包时代

    许多古代文献都不约而同地记载说，远古时候的人类为了躲避巨兽猛禽的伤害，只好在树上搭一个巢或找一个天然的山石岩洞躲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居住处所“巢”和“洞”。蒙古高原，群山高耸，气候寒冷，生活在那里的游牧民族的祖先，自然是躲进山洞者多于巢居者。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和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的发现，便是早期人类在洞穴中居住无可辩驳的明证。此外，考古工作者还在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的狼山之中，发现许多岩洞的洞口有修整过的攀援可上的石阶路，而且洞口有人体磨损的痕迹，显然当年有人居住过。居住在蒙古高原南端的人们没有天然的山石岩洞可供藏身，便利用当地丰厚的黄土，人工挖掘了一孔孔窑洞以供居住。内蒙古卓子山岩画证实了这种推测的存在，一幅洞窑岩画上画着，在地平线上有一列洞窟，整齐划一地朝向一个方向。

    但是，长久居住在洞窟（特别是山洞）中，会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首先，长年见不到阳光；其次，夏天闷热、潮湿，冬天阴冷；第三，空气流通不畅；第四，不能完全杜绝猛兽的伤害，毒虫的螯咬。于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先人们，除了人工挖掘窑洞居住之外，还发明了窝堋，以及一些简陋的半地穴式的居住处所。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后来的蒙古包和夯筑的地面式房屋建筑。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白音厂汗距今8000多年前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遗址，发现了许多当时人们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均为半地穴式，最大的面积70多平方米，最小的面积20平方米左右，均依山势成排分布，面向东南。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现今赤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兴建的近百座石筑、土筑的城堡。这些城堡以方形为主，小者边长30 —40米，大者边长70 — 80米；墙体的保存也比较完好。城门开在城的东面或南面。几乎所有的城堡都建有一个或连接有一个制高点，为的是便于俯视山谷，防御敌人。而且这些城堡很少独立建筑，许多是一个大城和两三个小城为一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我国中原地区夏商王朝时代相当，该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先人，在居住处所营造技术和居处养生方面，在4000年前就已经与同期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处于同样的领先水平。

    上述穴居和半穴居的房屋，在生活在蒙古高原的一些民族中曾经普遍流行。如《金史·本纪》称赫哲族“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复以土；夏则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在此基础上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祖先又发明了一种半穴居房屋和帐篷式建筑相结合的新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在考古资料中多有出现。它的构造很简单，通常是用小树的树干或木条架成下大上尖的锥体形支架，外面覆盖兽皮或毛毡等，然后再用绳索捆绑结实。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的岩画中，就多处画有类似的帐篷式建筑。而且类似的帐篷式建筑在不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生活的部落亦可以见到。鄂伦春人叫它 “仙人柱”（斜仁柱），意为遮阳光的房子；汉人称它为“撮罗子”。除仙人柱外，鄂伦春人还保存有两种原始的建筑形式，一种叫“恩克那力纠哈干”（鄂伦春语，意为产房），比仙人柱更加简陋矮小，是专为妇女分娩临时搭建的。另一种叫“奥伦”，是用桦树做架，桦树皮覆盖，搭建在树上的一种“巢”式仓库，主要供贮放衣物、粮食、肉干等。

    由于帐篷式建筑与后来流行的蒙古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它的出现又位于半穴居房屋出现与蒙古包流行之间，所以，一些研究者将“仙人柱”等帐篷式建筑视为蒙古包的雏形。

                           蒙古包流行时代

    蒙古包是适应游牧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建筑。蒙古包到底是谁发明的，恐怕谁也难以说得清。至少它在匈奴时代就已经有了。因为西汉的李陵在答苏武书中就有了“璜毳幕，以御风雨”的句子。应该说它是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象早期的蒙古人并不称蒙古族一样，最初的蒙古包并不叫“蒙古包”。它们在汉文史籍和文献资料中被称为“穹庐”、“毡房”、“帐幕”、“毡帐”、“斡耳朵”等。公元十三世纪蒙古族在历史舞台上成为重要的角色以后，这种可以拆卸、移动的游牧人专用住房才被冠以“蒙古包”这个称谓，并一直沿用至今。

    蒙古包主要由架木、毛毡（覆盖物）和绳带三大部分组成。架木又包括套瑙、乌尼、哈那和门槛。“套瑙”就是天窗，位于蒙古包顶的中央，可以通风、通气、采光；“哈那”就是用细木杆或红柳编制的围墙骨架，呈网状，可伸可缩；“乌尼”就是连接“套瑙”与“哈那”的撑杆，乌尼的数目与哈那围成蒙古包围墙以后上端交叉处的叉口数量相等。蒙古包的搭建和拆卸都十分方便。搭建时，先立架木，再盖毛毡，然后是捆带子和围绳。蒙古包的搭建和拆卸虽然通常几乎全由妇女负责，但是几个小时即可完成。

    蒙古包除适合蒙古高原的自然环境，方便游牧，适宜养生外，还具有以下优越性：⑴由于蒙古包顶呈拱形，中间宽大浑圆，下面基本是个“准圆”，所以草原上的沙暴和风雪不仅不会积压在包顶，反而在蒙古包的后面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堆积缓坡，保护蒙古包免受灭顶之灾。⑵由于蒙古包上有天窗通风，下面覆盖在“哈那”外面的毛毡下脚还可以随时撩起来，所以在炎热的夏季，一旦将毡脚撩起，看似“大桶”般四壁合围的蒙古包内，清风习习，十分凉爽。⑶由于蒙古包独特的造型，包顶的毛毡一旦放下，它就变成了一个球状的封闭体，既能承重，又不积水，经得住草原上几天几夜连续大雨的袭击。⑷蒙古包不仅冬暖夏凉，而且由于它系球体，且通体发白，有较好的反光作用，撩起毡脚后可以八面来风，因此很适宜制作奶食品。⑸由于蒙古包是毛毡搭建的，外面有什么动静很容易知道，这对身处荒野，经常和战争打交道的蒙古民族来说，也具有别的居室不可比拟优越性。⑹由于蒙古包的窗户开在包顶上，所以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山，蒙古包里的人不仅一整天都能照上阳光，而且还可以通过观察太阳照进蒙古包的日影来计算时间，因此，有人称蒙古包为“永恒的日晷”。⑺蒙古包的门一般都朝向南方或东南方向，蒙古先民认为，这个方向不仅对着太阳，而且可以避开西北方向吹来的寒风，既吉利又能适应草原寒冷的气候。

    为逐水草，便畜牧，利养生，蒙古包搭建地址的选择亦十分讲究。用牧民的话来说就是“前有照”（搭建在有充足阳光照射和水草丰美的地方），“后有靠”（搭建在通风的阳坡和高地上）；如果“照”“靠”都不特别理想，至少也应该“有抱”（有河流或小溪环绕）。

    蒙古包内部的铺设，因贫富而异。贵族和富裕之家，包中有床或与地面隔开的矮塌，为的是预防潮湿，一般牧民则只能在地上铺毡而睡。寝具俱用毛毡制成，可铺可盖，天冷时则加盖皮袍等衣物。蒙古包的中央常留一块空地作为火塘，或安放炉子或火盆，烧火的燃料是晒干的牛粪和马粪。火塘在蒙古包占有中心的位置并受到牧民特别的尊重和保护，因为它不仅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而且还能祛除疾病与妖邪。

    蒙古人十分重视蒙古包内的环境卫生，不仅不在包内安设便器，不容许在蒙古包附近随地大小便，而且不让孕妇和危重病人在平素生活的蒙古包内分娩或迎接死神。这一习俗甚至影响到后来的蒙元宫廷。据《元史·祭祀志》记载，元朝时期蒙古族妇女必须在单独搭建的帐篷内生产：“凡妇女妊娠，将及月辰，则移居于外毡房，若生男，赐百官，及弥月，复归内室。”《元史·祭祀志》还同时记载说：“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

    蒙古包的构造虽然大同小异，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转移式蒙古包、固定式蒙古包和办公用（或称宫廷用）蒙古包。转移式蒙古包的构造、形状、大小以及屋内的格局，与固定式蒙古包基本相同，其区别主要是：支架不必永久性固定；院内不必用木栅栏围绕；包内的装潢也比较粗糙。既可拆卸后转移，也可整体搬到大车上运走。而固定式蒙古包与转移式蒙古包最大的不同，除它的墙基必须埋入地内，毡包周围的地必须砸实，院内要用木栅栏围绕，就是包内的装潢比较讲究。蒙元帝国时期办公（宫廷）用蒙古包，有“金帐”、“宫帐”、“斡耳朵”等不同的称呼。其布置主要是为可汗皇帝议事、办公、会客而设计的。据彭大雅《黑鞑事略》和鲁不鲁乞《游记》等书描绘，一个大“斡耳朵”可分为工作、生活、娱乐等许多活动区域，就像一个能够移动的宫殿，可以容纳数百人。将其放在大车上搬运时，要用22头壮牛排成两横排来牵拉，车轴之粗，就像一条船的桅杆。

                         后蒙古包时代

    蒙古帝国刚刚建立时，成吉思汗依然保留着传统旧俗，让自己居住的“斡耳朵”成为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心，不仅没有建立都城，而且让这个统治中心随着自己的四出征战而不停地流动。以大汗居住的“斡耳朵”为中心的庞大车马大队，在移动时有时绵延百里，随同移动的人员成千上万，置身其中，就像生活在一座流动的城市里。蒙古语称这种流动在草原上的城市为“古列延”。当“古列延”也已经不能适应迅速扩张的蒙古帝国的统治需要时。第一座固定的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在漠北建立了。于是，蒙古人的居处迎来了后蒙古包时代。

    在后蒙古包时代，蒙元帝国的可汗和皇帝们虽然建立了哈拉和林、大都、上都、应昌府、康堆、萨莱、别失巴里等许多城市，但他们建立这些城市的目的除了进行必须的统治外，主要是为了商业贸易的目的。为了不改变蒙古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定居在这些城市的蒙古人很少作为城市的居民参与这些城市的生活。尤其是当元朝建立，蒙元帝国的统治重心从塞北转移到中原地区以后，如何维持与保存本民族传统的生活习惯、养生文化，乃至语言、文字等，便成为元朝统治者煞费苦心考虑的当务之急。

    在居住处所和起居养生方面，如何让搬进城市生活的蒙古人不仅不忘记，而且保留草原生活时的传统？元朝的统治者想了几条办法：⑴继续实行辽朝、金朝留下来的京城流动制，除大都（现在的北京市）外，在塞外又建设了一个上都（在现在的锡林郭勒草原正蓝旗闪电河畔），这样就可以像游牧时那样，天热时北上草原度夏，天冷时南还关内过冬。⑵据《草木子》、《马可波罗游记》等文献记载，忽必烈为使子孙不忘大草原，在修建大都皇宫时，特意从蒙古草原运来了许多莎草，将其大面积铺设、种植在皇宫内苑。⑶元朝的皇宫，以及蒙古王公贵族在中原兴建的府邸，外表虽然大多是中原传统建筑形式，但内部装修式样，几乎全都是草原风格，如《南村辍耕录》“宫阕制度”记载曰：“至冬月，大殿则黄鼬皮壁幛，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幛，黑貂帐。”⑷岁时的游猎、年节的祭祀、庆典等重大活动，也是大半依照蒙古旧俗进行。至于服装、发式等更是保留了旧俗未变。

    尽管如此，在后蒙古包时代，蒙古人在居住处所和起居养生方面还是有许多发展和变化的。首先是定居的蒙古人渐渐多了起来。蒙古人的大量定居，主要发生在清代把蒙古各部分为198个旗，不准越旗驻牧和屯军以后。清政府优待、扶持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的政策，使蒙古地区形成了许多以寺庙为中心的城市和居民定居点。其次是定居后的蒙古人住蒙古包的越来越少。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只有在牧区和一些旅游景点才能见到上述这种真正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蒙古包。第三是蒙古人的传统居住形式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但是蒙古人重视起居养生的优良传统却一直延续并保留了下来。而且如今北方人防寒取暖的“土炕”，很可能是定居的蒙古人发明的。因为清代梁绍壬在其编著的《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中考证说，如今北方人防寒取暖的“土炕”，其实就是在两千多年前匈奴人救治苏武所使用办法的基础上演变而成。

                  （以上文字摘录自胡斯力 郑泽民著《蒙医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