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湘西乡村小说

刘慧

 

湘西，地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是湖南西南闭塞、偏远的一隅，沈从文是这样形容的：“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人特别喜欢杀人”，是“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1]的地方，但由于贫穷与落后，远离现代文明，这里被历代称为“中国的盲肠”。它既是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结果，又是保留楚文化的区域。古朴的苗民们过着古老的生活，沅水流域便是他们生存、繁衍的家园。诚然，这些远离城市文明的苗民们不是用文字记载楚文化的渊源历史，却是用袭沿的民俗与纯真的人情在延续着我们看到的这些宝贵的楚文化。它哺育了沈从文，并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有血有肉的楚文化的原始信息，促使他不停地为这个边城写出绝唱。

沈从文的众多湘西题材小说，如《边城》、《柏子》、《三三》、《萧萧》、《丈夫》、《月下小景》、《旅店》、《菜园》等，从这些小说中，熔铸在故事里原汁原味的民俗描写、人性描写都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沈从文的这些小说，没有湘西剿匪电影里那些浓烈的战争和刀光剑影，没有使读者惊心动魄的场面，没有大多数作家作品中的政治传教，然而，在这种美妙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已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沉重生活的帷幕。

 

1、沈从文乡村小说的创作特色

 

1.1,原生态民俗特色

 

沈从文作品如果要说特性的话，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他那用自然而细腻的笔触、真挚而朴素的情怀、清丽而流畅的文字，精心描绘出来的千里沅水及各支流两岸灵秀的风光和湘西人民独特世态人情的画卷。这些作品中毫无保留地倾注了作家的整个身心，为“乡土文学”添加了风采，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使“乡土文学”这个偏体得以扶正，并被后来作者争相揣摩。形成沈从文小说别具一格的民族化特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湘西、千里沅水流域广泛流行的民俗事象，经沈从文加工、提炼并大量运用到其小说之中。

如沈从文小说《边城》里写到“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不然就站在税关门口与各个码头上看。”[1]端午是我国一个传统节日，各地人们会以吃粽子、看赛龙舟等度过快乐节日，但有些小民俗却不同，比喻在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王字这样的小细节。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袭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包括民众传统的物质生活文化，如：衣、食、住、行习俗，生产交易习俗；也包括民众传统的社会文化，如：家族、亲族结构，婚丧礼仪习俗；同时还包括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如：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习俗，以及民间的各种语言艺术、游艺竞技习俗等许多内容。它给人们的言行以巨大影响，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传统文化不包括民俗，没有什么人不是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民俗氛围中。民俗从而构成了各民族和地区人民文化生活、精神状态、心理素质上的一些共同特征。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正是反映和表现了这一特征。

《边城》中描写的抢鸭习俗，“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下水追赶鸭子。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2]沈从文是在有着传奇色彩的湘西土生土养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便不难发现，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乡巴佬”，正是这种“乡巴佬”的执著，使湘西沅水的神韵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性格及爱憎和哀乐方式；正是这种“乡巴佬”的纯情，才使他写出了充满民俗味的作品来。也正由于沈从文颇富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下层社会及民众有着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对故乡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情更是体会殊深、呼之欲出，这些都使得他进一步认识了湘西地区民俗的特殊性。世界上的任何民俗都是同人民的生活紧紧相关的，所以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小说，也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民俗色彩，这一点对小说是至关重要的，诚如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所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

婚姻悲剧，在旧中国的大地上比比皆是。当时，这一社会现象在沈从文的笔下也得到了竭力的表现。他通过对种种婚俗的描写，再现了湘西农村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这是他湘西小说的民俗特色之一。

正如沈从文所言，湘西原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后，湘西仍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状态，当然这里的风俗习惯也就仍然滞留在原始的落后状态，作为民俗现象之一的婚俗就不能不浸染上这历史的痕迹，因而影响到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婚俗中的陋俗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婚姻悲剧。

沈从文的小说《萧萧》是写了一个童养媳的可悲人生。萧萧的悲剧不过是一出长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的网，永远笼罩着他们。如“照习惯，沉潭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作出的蠢事。伯父不读‘子曰’，不忍把萧萧当牺牲品，萧萧当然应当嫁人作‘二路亲’了。”[4]不是吗，我们从萧萧一个人的遭遇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不仅是对萧萧这个弱女子的个人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是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决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制度提出的深沉控诉，从中我们听到了作者愤懑的呼声。

沈从文的作品细致却不琐碎，真实却不教训，风韵却不弄姿，美丽却不做作。随着中外研究者对沈从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作品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的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思想情感、人生体验与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去逼近这一“有机体”，并有了自己的发现和阐释。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沈从文本体，又不断丰富沈从文本体的永远没有终点的流动过程。正是湘西人民这独特世态人情的不断发现和阐释，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才得以辉宏和光大。

1.2,可爱的人性美

 

沈从文作品中有一大批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的可爱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乡村清纯的空气之中。这些人物言行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原始的，大多是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有着健康向上的情感，当私欲渐见上风时，他们则挣扎克服。这些人物对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用在别人身上，喜欢成人之美，喜欢帮助孱弱，有一颗伟大的心。

如《边城》里的顺顺，就算是儿子遭遇不测，也能定心按捺自己的强烈痛苦，尽量去体贴他人的不安，还有那个老船夫在摆渡时不要过渡人的钱，发出“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的埋怨，使人感觉到那人情是多么的清淳可爱啊！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也写了许多不同的人性。在《夫妇》里写了一种自然的人性；在《在别一个国度里》写了一种忏悔的人性；在《龙朱》、《媚金、山洞和那羊》、《神巫之爱》等篇里写了一种追求完美的人性；在《虎雏》里写了一种野蛮的人性。总之，沈从文写这种种人性，都是为了将人性的闪光部份展现在人们面前，“闪光”不等于完美，而是表示其“特殊”，或可赞美，或可批判，或可拯救，或可给人启示。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他写家乡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写普通人物的人性，不管是什么人，是好人也好，是坏人也罢，他们的人性里边总有闪光的部份，别人没有发现，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写，他写了。健康的人性，苦涩的人性，觉醒的人性，自然的人性，忏悔的人性，追求完美的人性，野蛮的人性，他都写了。这些不同人性从不同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来，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湘西地方一幅浓郁的生活画卷，在这幅画卷里，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沈从文作品中透露出的这些人性美还表现在他的阴柔性和温暖性。他的作品有一种忧郁气质，有一种淡淡的伤感基调。作品的题材都是社会下层的士兵、妇女、小职员的日常人生，既便写妓女也都是低等妓女。在那样的年代里，沈从文的作品很少直接涉及当时的风云，是比较难得的，只有善良又宽宏的作家才能写出温暖的作品。沈从文写下层社会人的日常人生，同时期老舍也是写下层社会的日常人生，两人都是伟大作家，但老舍的眼光是批判的眼光，以一个改革者的眼光来看待人性，而沈从文以温和的心境，尽量看取人性的真与善。对人性的真与善的关注和肯定，集中体现于笔下的女性阴柔形象的塑造。从沈从文小说的那些主人公的描写中，我们看到这些人物屈于一个共同类型，不是个个分明，各自具有一个深刻而独立的存在。沈从文在作品里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小说《边城》描述的一切都非常和谐，光与形的适度配置，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空间，就像一件艺术作品，却让人看不出艺术的痕迹，一切人物都是那么自然与美好，在这种自然的叙述之中，深藏着沈从文这么个艺术家的心力，让读者感觉到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真、善、美与温暖。作品的温暖性，可以使作品有慈爱心。

沈从文总是善于捕捉人性中的闪光部份，将人性中的闪光部份注入人物的躯壳里边，塑造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来。比如《边城》，写了翠翠、爷爷、二老、船总顺顺、杨马兵等众多人物，他们都很善良，有理性，有人情味，处理事情都追求完美，遇到难事都互相帮助，通篇是一幅即凄婉又温情的生动画卷，写的是普通人的健康的人性，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原始的纯朴的美。在《柏子》里，写一个水手嫖妓的故事。对这样一个嫖客，沈从文用的悲悯的笔调去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手的人生命运让人同情，他常年在水上劳作，过着漂泊的生活，只有船靠岸的短暂时间才可以去岸上寻找片刻的快乐，他寻找到的片刻的快乐是用一个月劳苦所得换来的。柏子是一个小人物，受雇于人，没有经济地位，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他仍然快乐地活着，柏子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正是他人性中的闪光点。如“妇人一旁烧烟，一旁唱《孟姜女》给柏子听，在这样情形下的柏子，喝一口茶且吸一泡烟，像是作皇帝。[5]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环境里，他还能这样活下去，正是他的苦中作乐，让我们旁观者心里感到沉重。沈从文写这样的一种人性，一种苦涩的人性，正是要让我们关注更多的像柏子一样普通劳动者的命运。

 

1.3,个性化的语言

 

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乡村小说的语言很有个性，那些流利的对话，给人一种完全出于自然的印象，我们找不出一点生硬的痕迹。一字字一句句在我们耳边震荡，如同清晨的山雀的叫声那般清脆。

在沈从文的湘西乡村小说里，我们感觉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丰满，尤其是女孩子写得特别纯美。仔细阅读后，却发现他很少去描写人物的外貌，他小说中人物的美丽都是我们读者想象出来的。他的小说主要是用了白描的写作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活动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完成，特别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大一部份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人物自己“说”出来的，自然天成，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也见不到。比如在《三三》这篇小说里，城里白帽子女人对着三三和三三妈有一段对话：

“三三，你这个围腰真美，妈妈自己做的是不是？”

三三却因为这女人一个月以来脸晒红多了，就只望着这个人的红脸好笑，笑中包含了一种纯朴的友谊。

母亲说：“我们乡下人，要什么讲究东西，只要穿得上身就好了。”因为母亲的话不实在，三三就轻轻的接下去说：“可是改了三次。”

那白帽子女人听到这个话，向母女笑着，“老太太你真有福气，做你女儿的也真有福气。”[6]

这么简单的一段话，三个女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城里女人的赞美，母亲的谦虚，三三的诚实，都表现得十分充分。三三只是一句话：“可是改了三次”，揭了妈妈的老底，显现出了少女的直率纯真，也说明了妈妈的疼爱和女儿的可爱。

还有《边城》里的几段话，写翠翠她爷爷死后，船总顺顺以及杨总兵来安慰翠翠：

到了中午，船总顺顺也来了，还跟着一个人扛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大腿猪肉。见了翠翠就说：“翠翠，爷爷死去我知道了，老年人是必须死的。劳苦了一辈子，也应当休息了。你不要发愁，一切有我！”

翠翠默默的回到祖父棺木前，坐在地上又呜咽起来，守在屋中两个长年已睡着了。

那一个马兵便幽幽的说道“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你爷爷也难过咧。眼睛哭胀，喉咙哭嘶，有什么好处？听我说，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会把事情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我要一个爷爷欢喜，你也欢喜的人来接收这只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翠翠，你放心，一切有我！”[7]

这几段话把船总顺顺、杨马兵形象刻画得很好，表现了这两位长辈的慈爱、善良。他们都来帮助翠翠，翠翠没出声，只是哭，“哭”也刚好表现了翠翠失去亲人的悲痛和一个弱女子的形象。

总之，从以上列举的几段对话，我们足以见识沈从文笔端“说”的神韵。沈从文就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他不写外貌，外貌是次要的，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世界才是主要的，他通过写人物的对话，让读者从人物的对话中去了解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去想象人物的形象，你想象人物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没有刻意去写人物外貌和美丑，读者得到的印象却是鲜明生动的。

另外，沈从文乡村小说中大量地运用土语，不刻意讲究形式上的技巧。土语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从小就用来交流的语言工具，用起来更为方便自由，而且，有些土语的意思用普通话永远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那种贴切，如湘西一湘西南一带土语中描述遇上极其不如意的事，有的会说“背时”，如是骂仇人，则骂“背万年时”，有一种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愿望。还有更形象的，说是“背时倒灶”，相比之下前面两句都是空话，这一句却是最现实的，你且想想，无缘无故家里的灶倒了怎么做饭？没饭吃怎么活命？人都饿死了，世上还有比这更背时的吗？，但是要想把它的真意透澈地表现出来，那就必须仍旧回到这些土语老话中去，沈从文轻易地将最生动的方言土语用在最恰当的地方。沈从文在创作文体上不刻意讲究形式上的技巧，并非他轻视技巧的功效，想以一种有力的文体，而致成单纯的艺术，反之，他是因为自从发现了这种便于叙述的文体，便以为足够描写出他所要写的故事了。复杂的内容是需要多变的技巧，但像传述那种琐碎平凡的故事，只具有一种操纵文体的力量便足够应用了，而且，缺少技巧对于文艺的成功也并不害处，这反而体现了沈从文的创作特色。

 

2、沈从文创作所获的成就

 

一直以来，对沈从文作品的评判有褒有贬，有的持批评态度，有的持赞赏态度。大多数人对沈从文的小说的看法，都能做到一分为二，有作家评论“沈先生的小说在艺术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也有些作品，浪漫气息较浓，过分着眼于传奇式的追求，难免离开它的社会本质，因此就不能做到真实地反映苗族生活。然而，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风格便独树一帜，受到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赏。”[8]有人说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是一株异草。沈从文的创作取得的成就，应是我们写作后辈们叹服的。

沈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最热爱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所以，可想而知，这是他大部分作品题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础。直率而古拙、简净而俚俗的文字勾勒出各式各样单纯、质朴、粗野、愚昧的人与事。沈从文的几种主要作品，都有很丰富的现实性，是他早年的生活经验的记录。

对于沈从文乡村小说的艺术成就，这是包括对思想倾向持否定态度的人在内的绝大多数评论者都共同赞赏和推崇的。拿《边城》来说，比如有的评论者从作品的宏观的深邃美学意蕴出发，指出：《边城》“在近似原态的人物故事中追求新的、健全的、理想的生命存在形态；在现实与‘梦’的结合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寄托了作者改造民族精神性格的愿望；其忧郁色彩还让读者在诗意般的美感享受中感悟到人生的某些真谛。”[9]有的评论者从《边城》蕴含的浪漫主义创作特色出发，指出：“《边城》是一支动人的歌，一首美丽的诗。它把清新的自然美，雄强的原始美与朦胧的幻想美熔为一炉。这美既透彻明晰又朦胧神秘，既新鲜希罕又淳厚古朴”。它“在艺术上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的浪漫主义创作，《边城》的艺术成就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更为可贵。”[10]还有的评论者从“乡土文学”的角度，指出：《边城》作为乡土文学在题材和对题材的处理上是很有特色的。倘若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写农村的闭塞落后，意在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是“战士”和思想家、革命家；那么，《边城》则写农村的原始淳朴，意在纵情抒发幽古之怀，主张返朴归真，可说是“诗人”和道德家、哲理家。它“代表了乡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一种趋向，它努力描写农村特定地区的生活和世态，不啻是中国现代文学题材的一大开拓。”[11]

更多的评论者从文学创作的技巧上，论述了《边城》的艺术特色。比如有的评论文章不仅分析了作品的构思想象，而且分析了它的人物塑造，景物描写以及语言、结构方面的特色。认为《边城》尽管是作者“想”出来的，但丰富的生活经验，众多的印象积累，加上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才能，不仅使作品想象的很真实，甚至把创造变得象是“报导”。《边城》是写爱情的，写中国农村的爱情，“这种爱那样的纯粹，那样不俗，那样象空气里的小花、青草的香气，象风送来的小溪流水的声音，若有若无，不可捉摸，然而又是那样的实实在在，那样的真。”在景物描写方面，尽管沈从文从古人的山水诗和游记作品中吸收了众多的养分，但主要还是靠本人亲身的感受，养成了他对于“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的敏感，并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力，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要用时即可移到纸上。”沈从文十分善于将家乡话和普遍话，文言和口语配置在一起，十分调和，毫不“格生”，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特殊文体”。“他的语言是朴实的，朴实而精致；流畅而清晰。”“他很注意语言的节奏感，注意色彩，也注意声音。”古人在论及戏曲的收尾时，认为有“度尾”和“煞尾”之分，“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地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而“《边城》各章的收尾，两种兼见。”[12]有的评论者专门分析了《边城》的心理描写，认为“沈从文的心理描写手法，无疑是精细的。”而这种“精细”首先表现在能与作品流动着的气氛相渗透、相统一，从而讲究以画面入，以画面出。其次是精于捕捉人物心理的反常波动，使之紧紧联系着人物性格发展的层次。再次是注意无意识的心理的动作和情境化，从而使一个很简单、很自然的动作容纳下许多的潜台词，因此“作为‘隐蔽的心理学家’（屠格涅夫语），沈从文无疑是出色的。”[13]还有的评论者专门论述了《边城》成功的空白艺术。空白作为艺术，是指作品通过含蓄、暗示、悬念和伏笔等手法，唤起欣赏者的丰富想象和审美情趣。《边城》在情节处理、感情抒发和语言遣用上均使用了一系列的空白手段，从而使读者“不仅能欣赏人与自然风光感应交流的诗意，而更重要的是在透过诗意光亮进入叙事的隐语过程中，获得接受美感的自由联想。”[14]

沈从文以湘西小说创作为代表的文学是原生态的文学。作者本人没有受过中国传统的文学教育，也没有受过西方系统的文学训练，开始创作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不晓得如何使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懂得小说的虚构，并且在以后长成的过程中，由于乡下人的倔强性格及其特殊的传奇经历，保持了一种可贵的独创精神，所以才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极其珍贵的不可复制的出土文物般的原汁原味的特殊文本。像山野里的原生态唱法唱出的牧歌，更接近于音乐对于生命的本真意义。用现代城市流行的普遍造作和矫情，来衡量本身就是否定这种尺度的原生态文学，自然就没有这真文学的容身之地。当经历过现代文学的耻辱之后，人们则会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家和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学。

教授王铁军的评论文说：拔开历史的烟雾，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以其创作的独立和独创精神、揭示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性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重新受到世人注目和推崇。”[15]作者本人从自发到自觉遵守文学规律的特殊成长历程，也像一块珍贵的文学化石标本一样，赢得无数后人青睐。“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其中透露的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文学力量发出的典范光芒，终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愈久弥新。

 

3、沈从文创作产生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湘西生活越来越让现代人们好奇。湘西社会至所以在人们心中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就是因为那种未经现代城市文化与近现代商业文化“污染”的原生状态。在这里，即使商业往来也濡染着那一种朴厚的人情。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交易也可在一份人情的信托中进行，似乎买卖双方都无心机。在他所提供的社会图景中，沈从文最注重的，是其“伦理模型”。最具“代表”的，则是吊脚楼女人和她们的水手情人。这些人重义轻利，守信自约，给人一种美好的感觉。

另外，沈从文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方式、阶级关系、商业关系、人情以至人性，都是近于完整形态的社会，对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沈从文还写了敬社祈福、婚嫁、节庆娱乐的种种特异习俗，写了如有关两性关系的意识的伦理意识、宗教意识等，更不消说还有构成作品血肉的体现湘西地方文化特征的大量细节。在这一切之中，对于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沈从文着力强调的，仍然是它的“自在状态”——由社会组织至阶级、商业等诸种关系。

在沈从文笔下，集中体现着一种“偏峰文化”的特质的，是人性内容。而湘西人物中，最具这种文化特征的，自然又是沅、辰各水上的水手和山居的苗民。不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民，这些人或未为土地、或未为官府所羁束的生活方式，是养育那人性的沃土。

在表现风格上，沈从文将透不过气的人生沉重的悲哀和难言的苦痛，化作或急或缓的流水和风闲云淡悠远的天空。象小说《柏子》中的水手和船妓，《丈夫》中的农人，他们的生命呈现出卑微。如“丈夫把糖含在口里，正像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媳妇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16]而做水手的人，先从小小的杂工做起，一直做到舵手。付出一生的辛苦到老所得却不能成一个最简陋的家。水手一生都在水上生活，随时都有被浪水卷走生命的危险，却因写了生死契，既使出了意外，其亲人也得不到什么补偿。小说中的普通农人和兵士、小生意人、山大王，他们生命更是普遍的无奈，命运的前面仿佛是一面面生硬无情而又无形的墙。这种苦难，这种人生的沉重，在作者的笔下，却是象天上的云彩，厚重而又飘浮，时不时透出几点绚烂的色彩来。还有船妓的命运，更是让人心酸和悲哀！年轻的时候，凭着几份姿色和青春的本钱，尚能象人一样活在世间，一旦生了病，或者年老色衰，那么等待她们的归宿将是孤独无望的死亡！象水手和船妓的露水夫妻的激情，象山大王的传奇人生，象小兵虎雏桀骜不驯的天性，给人以黑暗中活水的流动，在死寂的命运中发出一声声人性的浪声。这些人物的塑造，将湘西善良美好的人们定格在读者脑海中，有着非常积极健康的影响。

前面我写到对于沈从文的作品，有的持批评态度，有的持赞赏态度，这都是无可厚非的。有这样一段话这样评价沈从文及其作品：“有些评论家说沈只能算是‘文体家’；的确，这位成熟的作家连一部篇幅较大的小说也没有写完过，尽管他的《边城》很多人都认为在风格和形式上几乎可算十分完美，单是这篇经典性作品就够瞧得上使沈从文成为伟大作家。我们不妨把《边城》跟其他孤独的纪念碑式的作品比较一下。它当然比不上《红楼梦》。那么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苦瓜特恩的《项狄传》或者普照罗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比比怎么样呢？我是西方人，我认为《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有成效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扎实。可是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照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17]

是的，当时光无情流逝，大浪淘沙，真正的文学，终能耐得住颠簸和寂寞。后半生研究文物的沈从文，他的文学成就也像出土文物一般，得到了世人的珍视。上个世纪末的沈从文热，以及文学诺贝尔奖错失的传闻得到瑞典文学院汉学家的证实，从国外到国内，从民间到官方，终于得到了一个公正的界定，而其文学作品从大学到中学，陆续进入教科书，不失为一个明证。另外，沈从文的湘西乡村小说很大程度地引领了一部分写作者。当今文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原生态乡村题材写作者，他们原汁原味地用文字反映着乡村及小城镇生活，运用方言和土语，写出了许多具有乡村与小城镇地方特色及当地风情的作品。

从一些资料上得知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引起了西方文学界的关注，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马悦然透露，假如沈从文不是在一九八八年早些时候去世的话，该年十月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极可能就是沈从文。这个事实激励了中国的写作者，影响了中国的写作者。

综上所述，沈从文湘西乡村小说风格在中国及世界文坛上的巨大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因为有那么多中外读者都喜欢他的作品，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且，世人知道凤凰，了解凤凰，也是从沈从文开始的。沈从文的一系列湘西乡村小说及其作《凤凰古城之美》中所描述的石板街道、廊桥、沱江、吊脚楼、花鼓、“南方长城”、古城墙、古城门、古钟楼、古码头、拙朴的建筑等等给读者展示了一个饱具古典美、神秘性的边城，沈从文是文学大师，凤凰城则是历史文化名城。沈从文自凤凰城出，凤凰城因沈从文而名，写作者与城的关系确实耐人追寻。不知从何时开始，因为沈从文这个人的名字，国内外的游者纷纷走入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凤凰，重温人间那温暖的梦境。像这样因一个作家的影响而使一个偏僻的名不见经传的边地小城成为一个国际旅游名城在中外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沈从文作品很大程度地带动了湘西的旅游业，也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影响。

拿下这个题目，便有点惶惶然，沈从文是一代文学大师，论沈从文的作品，我是肤浅的。在此，作为沈从文先生的敬仰者及其作品的一个忠实读者，我只能浅谈自己对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乡村小说的一些感受。希望研究沈大师的学者们能从我的感受中得到一个侧方面的研究线索。本文属一己之见，难免有不妥之处，请朋友和老师们多多指正。感谢给我提供当地民俗资料和相关书籍的朋友们。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湘西》，《沈从文作品集》，P219、P220，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7月第一版

[2]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集》，P29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3]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4月，《艺术百家》2005年第1期

[4]沈从文：《萧萧》，《沈从文小说》，第8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5]沈从文：《柏子》，《沈从文小说》，第2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6]沈从文：《三三》，《沈从文小说》，第13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集》，第3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8]蹇光艾：《回忆老友沈从文》，《沈从文评说八十年》，P41，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9]黄文强：《论〈边城〉的美学意蕴》，《暨南学报》，1993年7月第15卷第3期

[10]赵凌河：《自然美·原始美·幻想美——沈从文小说〈边城〉琐议》，《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11]茅昕：《〈边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电大语文》，1981年第2期

[12]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芙蓉》，1981年第2期

[13]许子东：《我看〈边城〉的心理描写》，《书林》，1984年第1期

[14]唐野：《论沈从文〈边城〉的空白艺术》，《延边大学学报》，1986年（总第58期）

[15]贺兴安：《湘土异域情》，见《沈从文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16]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小说》，第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17][美]金介甫，符家钦译，《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寓言》，《沈从文评说八十年》，第395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写于201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