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不能言说的事，可以交给文学。冯小刚靠《我不是潘金莲》，碰触了信访的底线；靠《芳华》，碰触了“文革”和对越作战的敏感点。非知名导演文牧野靠《我不是药神》（以下简称《药神》），碰触了上访上街，特别是执法有悖人性的底线。这年月，作品不碰点底线，就很难溅得起一点儿水花，碰点底线又还活着，一是不易，作者不易；二是庆幸，观众的庆幸。

 《药神》如果没有一个长长的闪亮尾巴，恐怕很难通过片审，获得公映。这条长长的尾巴，或许掩护了编剧和导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良苦用心：推进重大民生事项的改革，正如“格列宁”等高价药纳入医保，让慢粒性白血病患者付出的代价（包括失去生命）、忍受的痛苦、家庭所受的拖累，实在太过沉重了。改革不能这样改。不是说壮士断腕吗？但好多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依法治国，多好的愿景啊。但影片中的公安部门执法越严、越急，执法相对的弱势群体就越没有活路。突然想起，白天alen辅导一初中生关于“力的三要素”：力对物体的作用效果，取决于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查办“假药案”，那位公安局长考虑到了“三要素”这个常识吗?那个办案警察在一线痛彻感悟到了“三要素”的原理，不是方向有偏差，就是作用点有问题，知道了有用吗？放弃办案，不怕追责吗？

 这么多年的法制教育，老百姓多少知道守法，但有的守法就活不下去；基层执法讲究点人性，就可能是不讲政治，面临压力。“作为”或是“不作为”，早已不是纸上那么简单。听有一位从事法务工作的专业人士说过，“小事讲法治，中事讲利害，大事讲政治”，他为此忧虑：这样的依法治国，能够根本保护人民的利益，树立起人民的法治信仰吗？

 检验一个社会的公正文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可是在上海（故事背景城市）这个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一群慢粒性白血病人生的希望，不能指望政府及现行医疗保障制度，在命悬一线时，不仅不能指望法律保护，反而要求法律饶恕，只能悄悄地依靠药贩子走私，“药神”成了救世主。在一切都有一个习惯性归皈的现实语境下，民间有个“救世主”，这是多么地犯忌，可这又是很多现实的真实写照。

 那名牧师被迫协助、参与“格列宁”的代理谈判和销售，原以为编剧是想毁了这牧师的宗教信仰形象，其实不然，他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在压力之下有些委琐的他，其实懂法律、明是非、辨善恶，还能勇敢地与坑害患者的真骗子作当面斗争。他在我们这个红色社会微小的存在，让同在江湖的有着金字招牌，端着一幅假崇高面孔的有些公仆们相形见绌。剧中似乎没露这样的机锋，但作者非常明白，观众不会全是傻子。

 离婚男程勇走上走私“格列宁”的违法道路，最开始是被“逼良为娼”。本来拒绝了，但在上有老、下有小，负担不起老人医药费的情况下，在利益诱惑面前，不得以铤而走险；后来重操旧业，自己贴大钱给众多患者们续供“格列宁”，则是人性的温暖，良知的光辉。但他却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在当今社会，还有多少涉及基本民生的制度漏洞，需要低层小民们来补锅、事后来背锅，而那些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却总是气宇轩然着。

 是的，“药神”开的药店，后来名义上经营的是性保健药品，但实际上在经营救命的“格列宁”，求助无数吃不起高价药的慢粒性白血病患者，但这个药店都是以店主赔本、坐牢，以有人拼死为代价，它似一个窗口，窥见了基层的民生、法治、秩序以及整个社会上下机制运行的种种弊端，当然，也有艰难的进步。

 看完电影，我特意最后离席，向这一群弱势的“小人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