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后的苏荣说：“现在就放我出去，我都没法出去，怎么去见熟人，同学，特别是老领导，我无法去见面，我没脸去见面。”苏荣落马前夕的那个春节，面对央视特别节目《家风是什么》，事后他说：“我的家风是什么，我都不敢看这个节目。”

低价购买了五套商品房的吕锡文说：“我真的不好意思去打听（房子到底优惠了多少钱），我根本不敢去打听，有点挺难面对这个的。”“当年插队的那户老婶儿说锡文啊，我什么时候上北京你们家看看，我真的不敢接话……，觉得这个反差比较大。”

苏荣的“不敢见”、“不敢看”，吕锡文的“不敢问”、“不敢接”，不是捶胸顿足，也不是痛哭流涕；不是理想信念的高度，也不是生死存亡的底线，但让人们相信这是人话。因为它表达了当事人当时尚存一丝敬畏，击中了人们内心的良知。人之为人，不仁非人，怎么做人？可惜，这份敬畏稍纵即逝。

如果有一种力量让他们敬而畏之，知迷而返，就不会坠入犯罪深渊。一次次规定要让人“脸红心跳”的民主生活会，为什么没有将心中的妖魔驱走。尽管党纪法规需要修改完善，但即使当时的纪律法规，对胆大妄为并非没有约束。如此庞大的老虎苍蝇群体，与其说让过去严肃的教育、严格的纪律、严明的法律蒙羞，不如说让有些党组织和纪检监察及组织部门的工作漏陷，让那些有举荐、决定、监督之责的领导陷于尴尬，甚至要承担责任。

可以说，“不敢见”、“不敢看”、“不敢问”、“不敢接”，说明多年接受党的教育，他们内心深处多少存有“不想腐”、“不应腐”的因子，可惜那么多组织行为和组织要求没能将这因子激活，并形成可以抵御歪风邪气的正能量。纪律法规并没有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利剑。这方面有太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与反思。其实，有时只需扯扯袖子，有时就差提个醒；有时需要一针见血，有时必须猛击一掌。

基于党的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的惨痛教训，中央对于干部监督采取“四种模式”，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将成为常态。目的就是将心中的“不敢见”、“不敢看”、“不敢问”、“不敢接”等因子催化为“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自觉与坚定。实现“四种形态”的难点，在于开始阶段，很多人不要以为这是小题大做，故弄玄虚，这是让我们远离罪恶的一种保证，是组织真正的关心与爱护。我们需要教育，需要监督，但又不能产生“保姆式”依赖。在各种环境都保持定力，在什么道场都不忘初心，才算过硬的党员干部。如果意志不坚，敬而不畏，最终铤而走险，对自己不仅是情感上的羞愧，而且是政治生命的被摧毁。（东湖评论、长江时评、飞天时评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