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新闻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将主流媒体的“曝光”与该市三大督办机关的通报批评并列，作为对所属班子和官员评价的依据，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少见，但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认可和运用“媒治”并公诸于众，还不多见。依笔者看，依赖“媒治”的“吏治”未必靠谱。

首先，媒体对官员的监督具有不确定性。由于行业特性，很难避免媒体和新闻人的选择性，它不是针对官员的专门监督机构，不可能像官方的组织系统和绩效管理机构，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班子和干部。如果把按新闻规律产生的新闻，作为评价干部的恒定要素，必定会带来评价的不客观，起引干部的抵触和不安。

其实，此规定必然激发当地市级以上媒体监督官员的热情，这里会不会滋生媒体行业的非理性，会不会澎胀当地官员的“媒体素养”和“公关潜能”，两者会不会形成某些合流，最终扭曲这一场有着美好愿望的“媒治”？已经披露的少数媒体的趋利行为，特别是媒体被某些官员利用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不是杞人忧天。

再次，该市让媒体曝光与官方通报享有同等效力，可以推断当地媒体未必有独立报导当地官员表现的保障机制。凡涉及市管班子和干部的监督报道，必然要与有关部门进行核实确认，这个过程能否不仰权力和权威鼻息？如果官方和权力不能超脱于舆论监督，而是运筹帷幄，就难脱“人治“的嫌疑。

不可否认，健康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吏治，公众也对此寄予期待。但把媒体曝光看得过重，说明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吏还没有进入正常轨道，还需要靠非常规手段来刺激。靠舆论倒逼给官员施压，这反而弱化了吏治法规在官员心目中的地位。一些主管干部考核和业绩评价的专门机构，就有可能成为媒体曝光的二传手，放弃和荒废合法的吏治手段。至于最有发言权的群众的声音，也可能淹没在媒体曝光的喧嚣之中。（东湖评论、长江时评、西岸时评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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