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2015年2月刊用

2014年11月底相继落马的三名女官员，在两名“与他人通奸”的烁眼符号之下，还有一个话题被网友提及——三人都是从地方组织部门出任领导职务，获得快速提拔，后来腐败落马。于是，有人说：“组织部门‘自产干部’频出事，组织部门当自省。”

客观地说，把官员腐败落马归咎于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之前的组织部门工作经历，这显然过于简单。但这种说法折射出一个真问题，那就是，组织部门天然地应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不成为“自产干部”的专用摇篮。

山西的杨秀萍在组织部从科员升到正科，出任本市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升任山西省晋中市委副书记；杨晓波在人事组织部门从科员升到正科，出任本市团委副书记，后来升任山西省高平市市长；四川的李佳从省委组织部处长职位出任乐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两年不到由正处升到正厅，又回到省委组织部担任常务副部长，不满两年，出任资阳市委书记。尽管她们的提升都是党委研究决定的，但人们无法不把她们“走红”与组工经历联系起来。

选拔主政一方的重要领导，基层工作经历一直是选拔的标准之一。这些组织部出来的官员，大多逾越了这个门槛，这自然有领导的“不拘一格”，但组织部门毕竟是审核把关部门，对内部人本该要求更严，率先垂范，却反而放宽，人们把这些超常规现象归咎为组织部自我包涵并非没有道理。

“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这既是坊间说法，也是业内共识。我看过一组有组工经历的人写的文章，多数人认为，组织部环境优势培养人；工作过程造就人；工作对象影响人。他们觉得组工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待，有种职业神圣感。一种自信悄悄地演化成一种优越感。出任领导后如果表现不俗，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优秀。

在腐败官员的组工经历引人关注之前，是多少年来，组织部门多出干部、快出干部，成为官场的一道景观。这大致源于领导喜欢把好苗子调到组织部工作，又喜欢从组织部门选拔人才，后来演变成许多人其中不乏投机之人通过进入组织部门踏上仕途快车道。走出组织部的人，他们熟悉官场规则，组工经历又积累了相对雄厚的各种资源，这既有利于他们打开工作局面，也不幸成为他们逾越底线的底气。

像这三位女官员出任重要领导职务之后，一般也能有所作为，但最终把持不住自己，表现出利用行业“潜规则”的优势，在拒腐防变方面，又没有特别免疫功能。像李佳主政一方，在有能力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同时，纵横捭阖、言行举止无不带有部门优势的“任性”。

组织部应该建设好各级班子，培养好干部队伍，解决好干部成长和管理中的各种问题，这才是组织工作的“GDP”。最近召开的全国组工会议要求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当前，组织部门要着力解决用人不正之风、清理官员兼职、加强“裸官”管理、遏制官员“天价培训”。这是改变以往“重用轻管”的一个信号，说明如今的组织部不只是栽花，也要栽刺。

在这个大前提下，组织部门也能“自产干部”，只是作为主管部门，应当把服务全体干部，把他人成长摆在比自己获取机会更重要的位置，对内部人要求更严，而不是化为自我成长的特权。组织部门是所有干部之家，如果把部门当作内部人成长的专用摇篮，如果把组工经历当作加官进爵的敲门砖，那与屡遭诟病的其它权力部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什么两样？

2014年表彰的14名全国优秀组工干部，集中表现了这支队伍专心本职加强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主流方面。美中不足是，尚未发现在晋升职务面前“先人后已”表现得非常突出的典型。当然不否认现实中没有，恐怕在外部跑官要官成为一种气候的背景下，在职务提升面前谦让别人的风尚，在组织部门日渐式微恐怕也是现实。

笔者早年进入干部部门工作时，部门领导说过一句话：“在干部部门，就要准备当铺路石，当无名英雄。”按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就是为寻找“千里马”当好“伯乐”；借用互联网思维的说法，那就是“用户至上”。这里的“用户”，有别于“客户”，“客户”是要付费的，而组织部门把所有干部当“用户”，那就是无条件地奉献自己，成长别人，成就事业。这应该重新成为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的一种职业情怀和高尚追求。

（原标题：“组工经历”不是官员“任性”的资本；杂志拟标题：组织部门不能成“近水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