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内分泌疾病患者增加得特别快。有时候，门诊量在一年内就翻了一番。但无论怎样，“一切以患者为中心”不能变。医生和护士还是像以往坚持的那样，把自己的座机、手机都告诉患者。（8月7日《光明日报》）

习惯24小时开着手机，这是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郑宏庭多年从医的做法之一。晚上10点以后，他们的手机铃声仍然会时常响起，那个时候来电话，都是要紧的事、要命的事。这样的电话就是期待，就是信任。

这种期待和信任，一些必须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领导干部却不一定享受得到。因为很多地方和单位的电话号码簿，领导的宅电和手机号是空的。有的对内也只是公布单位电话，而不公布手机。

把领导人的手机号加密，是不是就保证安静无扰呢？不一定，那些堵大门的，越级上访的，围困出行领导的，尽管有许多具体原因，但百姓见不着要见的人，诉说无门，往往是很直接的原因。

少数地方公布领导干部手机，效果有待检验。笔者曾负责一个要服务数百人的单位，为做好工作，我把自己的所有联系方式和单位其它工作人员的一起制成卡片，发给每个服务对象。几年内，我并没有遭遇预想的电话轰炸。偶尔接到电话，使有些急事得到了及时处置。

相反，对本该要告诉服务对象的信息诲谟如深，对方的不信任会油然而升。今年上半年，我买了新车，接到过几次售后电话回访，但我反复反映的问题，直到“首保”也没有任何反馈。不巧，我又接到4S店的电话回访，一番交流后，我问对方“你贵信？”对方竟然说：“这保密！”我终于忍不住：“不知道你是谁，你让我相信谁？”

沟通不畅，也许主要不是事情本身，更多的可能是态度问题。不敢给电话号码，多数无非是怕给自己添麻烦，担心无法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如果确立了服务至上的理念，对自己履职有足够自信，且双方能相互理解与体谅，座机手机都告诉对方又何妨。

公布手机号码，对于与医生一样直接服务大众的基层领导来说十分必要，它折射出领导是否愿意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意愿，能为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条件。

当然，包括手机号在内的个人信息被人恶意使用是有的，而受特保的领导干部难有被骚扰的切肤之痛，但在自己管理范围之内，不公布手机号，则可能以其它方式付出代价。而公布座机手机也不是万能的，必须以扎实的工作作为保证。如果你履职根本不上心，百姓还不一定会打你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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