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官员的文化水平、人生经历和物质基础，决定了他们比一般老年人拥有相对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也有一部分退休官员更容易脱离社会，离群索居，过早出现人生低潮。

你到公共广场去，在那儿跳舞娱乐的，很少有退休官员；你到社区活动室去，在那儿参加活动的，很少有退休官员；你到街头巷尾去，在那儿下棋聊天的，很少有退休官员。笔者曾经在一所基层老年人大学了解到，在那号称五六百人的学员中，竟然只能找到两三名当地退休的官员。在一个大型群众合唱团队中，能够参加进来的退休官员也屈指可数。

“退休官员去哪儿了？”高层的，或许去了大学，或许去了名企；基层的，大都在官方主办的老干部活动中心里，在由退休领导领衔的各种老年社团里，在与官方关系紧密的各退休干部支部活动中。近几年，尽管在大力推进退休官员管理与活动社会化，努力实行“四就近”服务，但仍然没有改变老年群体中的官民分流的现状。

于是，在退休官员中，有些远离工作单位的，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有些高龄或者身体不便的，就很难感受到如鱼得水的社区温暖；有的官衔较高的即使很想亲民的，也很难闻到人间烟火；甚至有的退休官员与民争利，用“余热”灼伤社会肌体。

曾经有过这样的桥段，有位官员父亲退休后，家里子女们定期组织家庭会议，让父亲定期作例行讲话；家里采购商品后的发票，一律由这位父亲履行签字“报销”手续。其实这个笑话真实地说明有些官员退体后首先要“家庭化”，回归家庭角色，还原普通人的本色，学会普通人的生活能力，如坐公交、购物等等，把这当作许多官员退休后的必修课，并非矫情。

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客观上是因为退休官员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晚年生活的硬件基础，如官员才拥有的活动中心等；主观上因为退休官员的主体人群，仍然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不自觉地延续着在职时的官民之别。他们曾经被人超常尊重，现在却要学会尊重别人。

当前社会不公，在老年群体中也有反应，有个退休后的老领导告诉我，他其实很想与社区老人一起打打牌、聊聊天，但坐在一起，就有社会老人指责“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在退休官员中，参与社会化活动的男性比女性比例高，又折射出主导官场的男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存有更大的观念障碍。从某种意义来说，退休官员比普通老人的再社会化更显必要。

当年甘祖昌解甲归田做农民，如今杨善洲封山育林当园丁，他们老有所为是自己的选择，也是百姓之福。其实，退休官员的主体真正回归社会，融入百姓，重新调整生活节奏，校准新的生活目标，成为退休生活的修身之要，将是未来老龄社会一个值得期待的市民生态,这比出几个退休官员的先进典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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