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株连拆迁”曝光后，天心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龚承平对记者表示，天心区委区政府没有这样（强要谭双喜老师劝婆婆拆迁）的要求，调动工作是谭双喜自己的意愿。天心区教育局局长谢巍也称，通知是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应学校和谭双喜的要求下发的。

各地围挠拆迁的拉锯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社会热结，组织利用亲情的力量攻坚，已是很普遍的做法。客观说，这累积了民间很多的怨气。拆迁被株连，有人避之不及，那当老师的儿媳妇凭什么自愿调拆迁指挥部，劝婆婆签约？

自愿，简言之，自己愿意而没有被强迫去做。不妨把这位老师还原为普通人，她弃教从拆，要么可以正当获得物质和经济利益，要么有利于家庭和睦和家人平安，要么有利于自己的职业发展和进步。联系近期发生的“株连拆迁”，怎么看也没有这样的“附加值”。

可能的是，谍战剧对谭老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莫非她想打入拆迁指挥部，摸清内部猫腻，运用“潜规则”，为自己的婆婆争取拆迁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真是这样，那教育局和当地组织该自省的是“失察”；还有一种可能，该教师不甘三尺讲台，想在当下第一难的工作中，拓展自己的潜能，不惜“六亲不认”，走出新的职业人生之路。如果是这样，组织上何必收回成命，应该树立一个先进典型才是。

问题是，教育局及所在学校领导，留给媒体的有“调岗通知书”，要求该老师去拆迁指挥部报到并删除有关微博的短信。谭双喜其实没有什么新追求，只是为了不调离岗位，向校领导表示要和丈夫离婚。那个“之前谭老师也表达了可以帮忙的意愿”，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级级领导“恶意授权”后，可能溅起的一朵浪花。由此推导出“自愿”，自然苍白无力。

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被权力强迫，这本身与依法行政格格不入；如果一个被强迫的行为又被说成是自愿，这更令政治文明所不耻。2010年5月国办就下发紧急通知，采取株连式拆迁或突击拆迁违法强拆的，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通知是教育局组织人事科应学校和谭双喜的要求下发的”，折射出权力放纵之后，尚有一种拙劣自保的“自觉”。

一个人的自愿要由别人表达，本身会令人浮想联翩。在这样的行政生态下，当事人“可以拿出不配合拆迁就要被开除的录音”，权力就别作委屈状，也没必要苛求相对人了，因为这是权利的被迫“自卫”，也是对权力的另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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