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调整5位省委书记任职引人关注。当国人对封疆大吏中出现60后面孔而津津乐道时，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一位领导人却另有感慨，他非常羡慕中国培养使用官员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南方的可以到北方，中央的可以到地方。而新加坡，不论是它的执政党还是它的政府,在历练和调配干部问题上，和中国相比，可操作的空间望尘莫及。

在中国，诸如此类的优势案例很多。新疆乌鲁木齐7．15平暴，我们可以调用内地的特警。重庆“打黑”，我们可以从沈阳调来公安局长。解决某要员的腐败问题，我们可以从甲地调往乙地迂回解决。只是，“被增援”的地方，除非自己举“白旗”，难免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因反腐“被借用”，难说不是“被利用”。因为要员调任会涉及到法律程序，你还得堂而皇之地选举投票，你还得保证其当选。可是没过几天，民主选举的“结果”却被法律预期封杀，你说履行过神圣权利的选民，其心理是什么感觉？

最近，为解决湖北省天门市（县级）的“黑老大”问题，竟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省公安厅直接指挥，异地调警进行侦察才得以搞定。当媒体为这些这一战果欢呼时，我却生出一种无名的忧虑。每个层级每个地方的官员体制和国家机器都是按其承担的职能与责任设置与配备的。采取异地借力的办法，莫非是配备设置低于实际需要，莫非是杀鸡应该使用牛刀，莫非是当地已经邪不压正，既失信于民心，也失信于上级。天门7．12专案，本地公安曾经的调查不了了之，应该是“异地调警”最好的解释。

时下，老百姓维权就要把事弄大，就要进京上访，就盼着上面来人。有些基层组织不敢顶真较劲，不显战斗力，害怕或不敢承担责任，似乎与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有关。我们在埋怨有百姓无理取闹和有些基层组织疲软乏力时，是否想到上一级的惯常作法已经形成误导，或退守了底线。在社会处于常态情况下，机关干部大批派到基层社区帮助工作，城市单位组织全方位结对乡镇村组，势必导致“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人瓦上霜”成为可能。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小到一级组织，一个部门，或者不被信任，不被依靠；或者信不过，靠不住。那么，妻小出国后的“裸官”，众多留学人员的不归，越级求救，告洋状，也就见怪不怪了。一些敌对势力对新疆事件的侦查处理，提出要由外国人来介入，与一县的问题竟然要国家公安部介入，虽然有本质差别，但两者的思维逻辑实际上是“接轨”的。

公职人员实行回避，重要官员实施“空降”，作为制度建设本无可非议。但本质的问题不是回避就可以化解的，也不是空降可以避免的。切除体内的肿瘤，动“外科手术”也属必要。处理“疑难杂症”，外来和尚好念经，“异地调警”也是一种方法。然而，一个超大社会的空间，虽是中国社会的独特资源，给转型时期社会治理提供了游刃有余的纵深，但你豪用豪取，终有一天会耗尽这种资源。频繁使用“异地调警”法，实际上是对这一资源的透支，是对各系统各地区各单位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放弃。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战争年代创造了无数奇迹。但我们党已经执政60余年，经济建设已经从粗放走向集约，现在讲究科学发展，与经济建设一样，社会管理和官员管理也要降低能耗，计算投入产出，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要计算成本。我们拥有长江黄河，但我们经常抗旱。以色列的沙漠高地，采取“滴灌”却能保收高产。

如果新加坡碰到如我们一样的社会管理难题，如平暴、打黑、捉贪官，它们会怎么办?与中国接轨肯定没辙。可是，它们靠道德，靠管理，靠严格的法制，靠国民的信仰，靠心中的敬畏，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存和良性循环的机制。这就好比华佗三兄弟医术的故事，人家的病根本用不着你进行外科手术，在发病的初始阶段，病根就被“扼杀”了，华佗能起死回生的医术并无用武之地。至于新加坡领导人羡慕中国省部级干部有伸腿舞拳的舞台，能否引发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一个弹丸小国何以在东西方世界左右逢源，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强国呢？

附：《华佗三兄弟的医术》华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有一天一个人问华佗，你们家里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高，这时华佗说，我们家大哥的医术最高明、其次是我的二哥，医术最不怎么样的就是我了。这时提问者十分不解的问，谁不知道你是天下最有名、医术最高的人了。为什么这么谦虚！这时华佗说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我大哥治病是在人们尚未察觉身体有病的时候为人们医治的，人们对他医术不甚了解。我二哥治病是在人们开始发病的时候通过望闻问切，开处方医治病人的，人们只是对他有所了解。我看病是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才给病人下药，所以人们认为我能够起死回生，药师在世，因此我最有名气，论水平我与我的兄长差距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