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代化的是医院
汶川地震三周年回访

5·12地震震区三年后的面貌之变，代表了中国的动员力，也代表了中国人的自我疗伤能力。

文/张坚   图—阿灿/新周刊

成都到汶川的距离并不算远。从二环出发，不过两个小时已能到达。由于沿途尽是高山，我和车上其他人一直没闲着，偶尔看着窗外景色，然后拿出照相机拍摄。更多时候，我们是在感慨，这样的地势会让人们在灾难面前产生怎样的无力感——三年前，由于依山而建的公路被大量阻断，解放军通过空降才得以进入汶川。到了地震发生后第三天，成都通往汶川的道路才被打通。
不过，这种想法很快就被目的地映秀镇带给我们的强烈观感所取代。这个受灾最为严重的小镇，除了那些被刻意保留的地震遗迹，外来人们已经看不到多少地震痕迹——时间赋予这个小镇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人们想象，以致很多人外来人，第一眼看到映秀新镇时，忍不住发出惊讶之声——谁能想到三年前那个被完全摧毁的小镇，现在有如此干净整洁的模样。
此后几天时间里，我到了阿坝州的水磨镇、都江堰的虹口镇……这些在地震中被严重损毁的乡镇，同样给人以重生之感。在水磨镇，当地人说，小镇热闹程度已超过了震前。其实，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更加合适。
这些变化的发生，有赖于中国式的重建方式——在最快时间里募集到最多资源，然后以超常规的速度执行。四川省政府提供给的一份报告提到，地震后，有超过4000名规划技术人员给震区重建做规划，真正投入到震后重建的资金是7871亿元。在这之外，是中央政府调度之下的对口援建，广东、山东和江苏援建了汶川、北川和绵竹。地震后的三年时间里，这些省份的对口援建人员活跃在公路、学校和其他基础设施上。
震区恢复生机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想象。他们或许很难称得上从容，但地震刚发生时那种寻常可见的茫然无措，我们已很少碰到。在绵竹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见到了一位中年妇女，她的丈夫是一名教师，在地震中遇难，不久前，她开办了农家乐。村干部告诉我们，她的农家乐一年能挣两三万元。和她聊天时，她不愿意多说话，只是一直腼腆地笑着。不能确定三年前的地震给她留下怎样的伤痛，但从她的脸上，我能感知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事实上，对于震区和个体而言，地震所带来的影响全面而持久，你不知道类似《唐山大地震》的故事会发生在谁身上。而以三年为节点，我们所能看到的改变，更多也只是物理层面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观察震区三年后的面貌，它们的改变代表了中国的动员力，也代表了中国人的自我疗伤能力。

映秀镇：最现代化的是医院
映秀镇现在的主干道叫东莞大道，道路两旁尽是些崭新的羌式风格小楼，黄色的主色调和精致的设计，很像欧美风格的小别墅。很多人已经搬进这些小楼里面，要不自己开店，要不出租。一些人则把床铺放在一楼，走在街上，就能看到他们坐在床上。
随着小镇重建，当地人的谋生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一些人仍有旧习惯，上山种植，但大多数人已经依靠映秀的旅游业过活，卖纪念品，或开小饭馆。随着映秀越来越繁荣，他们的收入也能得到保证。外来开发者也看到这一点，东莞大道左侧，有一条醒目的商业街。当地人说，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和丽江著名的一米阳光将一同开发这条街道。
沿着东莞大道一直往下走，穿过一座桥梁，就能看到一批极具现代感的建筑。保罗·安德鲁设计的抗震减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相当招人眼球，墙面上有很多看似怪异的小孔。年轻的导游小陈不太清楚这些作品的设计缘由，不过还是能一口说出保罗·安德鲁、贝聿铭、吴良镛这些给映秀设计建筑的大师名字。
其实，对于真正关注映秀的人来说，大师名字并不重要，每个人最关心的，是那些建筑的质量。小陈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每次都会跟人主动介绍，“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代化的是医院”。
一大堆新建筑中间，是漩口中学的旧址，被刻意保留了下来——除了一些必要的加固措施外，一切都是三年前的模样。现在它是人们纪念死难者的场所，也是映秀镇里人最多的地方。一进漩口中学，便能看到一块显眼的雕塑——一块指向地震发生时间的破损的钟。外人看到这块雕塑时，总是格外揪心。同行的十多家媒体记者，一起在这块雕塑前举办了哀悼仪式，很多人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更多时候，我们在映秀看到的还是“喧嚣”的场景。一辆辆旅游车停靠在路边，手拿照相机的游客来回走动。小陈告诉我，每天有超过2000人来映秀参观，节假日时会更多。热闹的现状，和震区本该肃穆的氛围有点不搭，但对于映秀人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到这儿来，未必是一件坏事。毕竟，他们需要面对更加现实的生活。

水磨镇：适合挣钱，也适合生活
水磨镇和映秀之间的直线距离不算太长，但中途都是高山，汽车只能一圈一圈地沿着盘山公路行驶。沿着山下看，没有多少优美的风景，但每个人都能注意到，这里的每家每户都在自己房顶上，插上了国旗。
外人很容易被水磨镇吸引——除了依山靠水的天然风景，还有那些错落有致的羌寨建筑。我们到水磨的时候，刚好碰上“四川国际旅游文化节”在这里举行。街道上人来人往，两旁的商店都在售卖各类民族风情的小商品。外人走在这里，像是身处丽江。
禅寿街是水磨镇最主要的街道，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能看到其他景区在这儿设置的展厅，马尔盖、理县、九寨沟……这些地方都希望路过水磨镇的旅行者到他们那儿去看看。以往，水磨镇更多只是作为一个旅行中转站，如今，它本身就成为一个旅游去处。相对我们到过的其他地方，水磨镇的旅游气氛的确更好，这也让当地居民的收入水涨船高，很多人一个月能收入3000—4000元，那些开客栈的人，则收入更高，在旺季的时候，每天就有1000多元收入。
在地震发生前，水磨镇有很多工厂，以冶炼行业为主，虽然能带动水磨发展，但也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如今，那些厂已经迁移。新的水磨镇不仅适合挣钱，同样也适合生活。
当地官员说，水磨的转型非常成功，这背后是对口援建方佛山的功劳，他们在恢复重建当中，以生态和文化为出发点，让小镇未来的发展充满可持续性——水磨镇的很多经验来自唐山、日本和台湾的震后恢复重建经验。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认为，佛山援建有着特殊的创意、创造和创新，这让水磨镇的灾后重建成为典范。事实上，佛山对水磨镇的贡献不仅在于产业规划上，更在于实际的物质层面上。在援建时，佛山市提供了彻底的“交钥匙”工程——灾民入住新居的时候，不用花一分钱。这种做法在震区恢复援建当中，极为罕见。
水磨镇的重建已接近尾声。我们在小镇转了一圈，除了体量巨大的阿坝师专仍在建设，已经没有什么工地了。只是在离开水磨时，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与佛山相关的兴奋点——飞鸿广场上一个黄飞鸿塑像，威风凛凛，如同李连杰在电影里的扮相。

北川：告别破碎的老县城
每个到北川的人，都会问，为什么北川老县城处在这么一个奇怪的位置上——四面都是高山，集聚大量人口的县城就在高山包围的谷底上，一条名叫湔江的河流穿城而过。北川一位官员告诉我，这样的区位，在1952年就已经定了下来——这是解放军剿匪时的落脚地，人们选择在此，只是为了巩固政权的方便。
随着城市的功能转变为发展经济，这个位置很快便显现出各种缺点——没有过多的土地用于建设房屋，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如果要发展，只能一步步拓展至龙门山脉山脚下。大概10年前，北川曾想过拓展现在县城的范围。规划当中，北川曾经提出曲山镇、擂鼓镇和任家坪一体化，作为北川的新县城。但是，这个规划并没有真正实施。等人们真正回想起这个规划时，地震已经发生了。
这样的地理环境让北川遭遇了极为罕见的三重灾难。首先，强烈的地震让北川的房屋遭受毁灭性打击。接着，地震引发的泥石流倾覆而下，让北川老县城的一半被掩埋。最后，则是湔江上游的唐家山堰塞湖泄洪时所带来的危害——湔江的河床抬高了10多米。在现在的北川老县城，你还能看到当时洪水的威力——横跨县城与外界之间的桥梁被硬生生地冲断了。
我们到达北川时，老县城的一部分已完全消失不见，余下部分，成为地震遗址。这儿已经看不出多少往日痕迹，唯有北川宾馆的“三羊”雕塑和茅坝中学的那面国旗比较显眼，它们都成了标签式的事物，象征着抗震往事。
带领我们参观的人，沿着曾经最繁华的禹龙大街走。每到一栋倒塌的建筑，她便说出或悲伤、或感人的往事。不少人被触动，不发一语地看着废墟，艰难地消化着。外来的参观者没有人愿意触碰本地人心里的那些秘密，大家心照不宣地沉默着。
很少有本地人来到老县城，但这并不意味着悲痛已经淡化。每年清明公祭，北川老县城总是哭声四起。本地人释放情绪的同时，外人也压抑不住，总会低声抽泣。现在的北川老县城并没想象中那么安静。来来往往的工程车和旅游车，给北川老县城带来了别样的喧闹，但这种喧闹只是表面的，只要身处其中，你就能自然而然感受到那种情绪，这种情绪会牵引着你，让你回想起三年前地震时，曾经历过的某个瞬间。
老县城遗址门口，最醒目的是一块蓝色告示牌，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同告别破碎的老县城，挥别悲伤的过去，迈步走进美丽的新县城，奔向光明的未来”。事实上，地震之后，北川已经很难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作为新县城用地，最终，与北川相邻的安县划出了几个城镇给新北川，作为北川的新县城。4月28日，我在新县城里绕了一圈，这里设施完善而又整洁，只是街道上没有多少人。很明显，经济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住在这儿的人能等，因为新北川至少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北川人对这里的期盼，正如北川新县城所在地的名称——永昌。

汉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成为一片废墟的汉旺，时间成为一个不真切的概念。那个颇具西式风格的钟楼还树立在那里，时间定格在下午2时28分。曾担任过汉旺镇镇长的罗应光说，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将成为地震工业遗址公园，做过科普和培训基地，那个著名的钟楼，将成为汉旺工业遗址“一片六点”中重要的标志物。
和其他震区不同，汉旺的独特性在于，它几乎围绕东方汽轮机（简称“东汽”）集团而生——上世纪60年代，因三线建设的东汽来到此地，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巨型集团，它的员工人数也日益膨胀。东汽不仅仅有厂房，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家属区……在生存形态上，东汽已经和汉旺嵌为一体，不分彼此。直到三年前的地震扭转了这一切。
东汽在这场地震中损失了数百名员工，最终，他们决定在异地重建。在德阳郊区，我们看到了新东汽，这个投资50亿的基地，绵延数千亩。一切都很好，唯一的问题是，它完全脱离了汉旺镇，给汉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在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无锡的援建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援建当地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一个无锡工业园，从江苏引进各类企业，帮助汉旺发展经济。此外，无锡还在汉旺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招聘会，让失去工作的汉旺人得以去江苏工作。那些在当地招聘的生手，会被送到江苏实习，等到熟悉岗位后，又能回到汉旺工作。事实上，在目前的无锡工业园中，主要企业仍是以东汽的配套生产商为主。东汽每年数百亿的销售额，光做配套已是一笔大生意。
一切都在恢复，罗应光说，“汉旺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生活在重建，心理也在重建
地震后，物理层面上的重建，正如我们在震区所目睹的，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但回归到个体身上，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容易，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你无法知晓他们在地震后的艰难——财富层面上的影响清晰可见，但心理上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清楚。
2010年年底的一则新闻让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郭茵月相当愤怒，新闻大意是：四川离婚人数位居全国第一，专家称，因为人们在地震后想开了。郭茵月说，真实情况和这则新闻所描述的刚好相反，“地震之后，人们更加珍视感情了”。地震发生之前，她工作太忙，很少能想到去看自己的亲人。地震后，她每周都会跑到城市另一头看望自己的母亲。郭茵月说，只有极端消极的人，才有那种“想开了”的举动。
对于丧失亲人的人，三年时间足以够改变很多东西，但远远不够淡化悲痛。郭茵月接触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因为地震失去女儿，随后她重建一个家庭，通过人工受精生下了一个儿子。表面上，生活已重新开始，但她“根本无法忘记自己的女儿”，“每次看到女儿的照片必定要哭，每次听到电视上跟女儿年纪差不多小孩的声音，也会哭”，“她甚至不知道以后怎么告诉儿子，他是因为姐姐的死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而在北川，人们面临的是另一重心理困境。“很多地震前的邻居，在地震后的安置中，也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问题是，很多人的丈夫或妻子已经没了，重组家庭后，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张脸孔。在这种情形下碰面，那些以往的熟人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物是人非的情况”。郭茵月说，“我们以为他们有了新家庭，有了新住处，就会慢慢好起来，其实不是这样，那些只是一个弥补而已。物质问题可以靠国家来解决，情感问题只能靠自己。”
郭茵月认为，“淡化过去会好很多”，但问题是“很多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4月28日，我们穿越崇山峻岭，从阿坝返回都江堰。途中，车上的人突然喊道，《观音山》就是在这儿拍的。回到成都后，我重新看了这部电影。电影快结束时，被震垮的观音庙已经修好，一切正在恢复正常。但是张艾嘉扮演的常月琴最终消失在观音山中，她留下的台词是，“孤独不是永远的，在一起才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