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葛优

我顶多还能演十年

——“葛优，你从来没什么绯闻，奇怪啊。”

—— “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藏得深。”

“清醒，清醒，应该清醒。”在被问及听了这么多年赞扬你没腻味么，葛优一本正经地回应，仿佛庭审一般。

葛影帝“外强中干”、虚而不弱。说自个儿“其实我做的还不够。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不够静，有时人倒反而安静不下来，好像有好多事儿”。葛优琢磨的样子像是犯浑、找抽，他接受采访的表情就是一个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

对于媒体与公众对他的评价，葛优连声点头：“在乎！但不是在乎到某种看了以后就怎么着了似的。”他认为他们都懂自己，“有的比我还说得好、说得准，有的分析得还挺透的”。

11月12日晚，一个怂怂的、说话不紧不慢其实还有点结巴的葛优坐在我们面前。

我和凯歌聊得最长

《新周刊》：你今年一年拍了三部戏，年底就是你的“个人影展”了。

葛优：赶上了。三部戏整整一年。去年的9月下旬在“子弹飞”开的机，中间拍了《赵氏孤儿》，又是《非诚勿扰2》。今年10月3号，在北京，“非诚2”停机。小刚这戏是最早定的，“子弹飞”这个戏呢，是最开始拍的，《赵氏孤儿》是在中间，是在这两个戏都有了之后才出现的。

《新周刊》：你跟这三个导演合作拍戏过程中，哪个导演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葛优：应该是姜文。老在一起住，在广州4个月。但是凯歌，我们不住在一起，除了拍戏现场平时见不到。但聊的时间，好像凯歌长。比如凯歌，之前已经18年没见了。第一次合作的《霸王别姬》，中间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次。这次再见他的印象，我现在还有。我们其实就约在他工作室见，约的是3点钟，我进屋，“凯爷”在一张桌子的顶头坐着等我，有点正襟危坐的意思，感觉兴高采烈，要说一件大事。那天就说了两个多小时，剧本没看到。他口述了《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生动。

《新周刊》：是他的讲述本身打动了你？

葛优：讲述。他讲述这个剧本就已经打动了我。还有凯爷做事那感觉，你说形式也好，还是说他那阵势也好，有一个什么词叫什么？气场。他往那儿一坐，让你觉得这事很重要。当年《霸王别姬》只有十天时间，超不过半个月。那天我跟人回忆也说，头几场戏凯爷特别高兴。比如有场戏是在一小屋里，进屋以后，我把衣服扒了，坐在那儿跟张丰毅说：“喝点花酒去。”我记得拍完以后，凯爷就说：“有点意思了。”我呢，还特重视拍戏这前几脚。如果不行，我就会不自信。

《新周刊》：这是你18年前的状态？现在还会这样么？

葛优：现在我还是一样，每个都是。有的呢，可能导演会安排先拍一些不是特别重的戏，这回其实也是。“赵孤”最早的戏是在桌子那弄完药后，过去给人配药，然后又拿尿布。这么一段戏，也“遭到”凯爷的表扬，确实给我很大自信。他老说“接地气”。其实他启发你的时候只说：演一个父亲、演一个男人，没说别的。演父亲很具体，会容易一些，你说演“这个人”，就不知道怎么演了。

我有“怂样”

《新周刊》：凯爷说过：“葛大爷”是中国男演员里面肢体语言最有戏的人。

葛优：其实我作为演员来说，我对形体是特别不自信的。从那个桌上弄完药以后，往里屋走一撩帘子的那个，他说你现在的感觉是很幸福，要跟后面有差距，现在要有幸福感。幸福感体现在哪儿呢？就那么几步，也没有多么刻意地去找这个形体。人高兴的时候容易抬头挺胸。人郁闷的时候一定是垂着的。就用了抬起来，挺一点的，没什么。可能凯爷觉得我这两下合了幸福感这“辙”了。

《新周刊》：其实我是喜欢你身上那股“怂”样。那个怂吧，不是真怂，有时候是很机智地装怂。

葛优：对对，哈哈。我有，我有这怂样。哈哈。我怂，真的，我人真的怂。

《新周刊》：感情戏，你把握得特别准。

葛优：这个，有时候特逗，演着演着到后边，你怎么来都对了。比如说冯小刚的《没完没了》，有一场戏是在姐姐床前说，说说哭了。那场戏我就一直琢磨它的准确度。在一个学校里，我是一直准备要哭，又怕我哭完以后吧，到戏里又不对了。弄得我这叫一难受！这种戏特别多。“赵孤”我受了程婴的一洗礼，经常被感动。情感的戏只要找准了就特容易，而且是真的。那天我跟别人说，我这辈子哭全跟电影里哭了，我生活还是比较能忍的。

《新周刊》：哭戏好演还是笑戏好演？

葛优：我这人懒，没太去总结。演员嘛，有个演字，都是在演。但是老说“演得不像演的”。你说喜剧啊，我那天举这么一个例子，喜剧如果剧场里没有笑声那可能就不成功，悲剧如果现场没有哭声，那也不一定就是不好。所以说喜剧得有一个尺度。演喜剧不是自己笑。而你演悲剧，不是说我沉着脸，不流眼泪，说这悲剧就一定能演好。这个东西我还真得琢磨琢磨，还没能说得特清楚，但是我感觉喜剧难点儿。嗯，也不大准确，凯爷一听，怎么着，我这容易演？

演得好不如剪得好

《新周刊》：如果回头看，你觉得自己哪部片子，哪个阶段对你来说是特别特殊的节点？

葛优：这个可以很快就告诉你，《编辑部的故事》是一个槛。其实之前还一个最早的电影，《顽主》。这个槛也特别重要。如果没有它可能我拍不了《编辑部的故事》。所以说得感谢米家山，他当时怎么就选了我呢。当时冯小刚是先看了《顽主》，后就推荐我演《编辑部的故事》，因为都是王朔的。演了“编辑部”以后，可能人家就让你演《大撒把》。《大撒把》是得了金鸡奖，然后就是《活着》。《霸王别姬》其实没我什么动静，之后就是贺岁片了。

《新周刊》：但此前大家对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贺岁片男一号。大家在接受程婴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两个印象可能会有冲突。所以更期待。

葛优：我自己感觉还好，没觉得特别难拿捏，因为导演老说，你别演，这就是一个小人物。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呢，跟我演过的一些戏，可能有些接近。还有就是长相是不是也接近？真说我这长相啊——现在当然难说了——扔在人堆，也就是在那儿待着的一个人。

《新周刊》：程婴是不是在你以往角色里悲剧性最强的一个角色？

葛优：其实不是。我就可以直接举例子，《活着》。因为这个戏跟《活着》的悲剧因素、沉重的东西是差不多。程婴的内心过程比较难咂摸，所以费劲些。我跟凯爷说，好多戏是你演的，演员在电影里演了一堆素材，导演把它弄到一起才成了戏。这可能也不是我说的，别人可能用过这说法。你演一堆东西，经过剪辑就能是天壤之别。导演说你什么都别想，你给我乐就行，演员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乐一个，为什么乐你别管。我是说得极端，演员是可以这么演戏的，导演是可以这么导戏的。

《新周刊》：作为一个影帝，今年这三部戏里你这种“被演”的情形多么？

葛优：有，《赵氏孤儿》里有一个特别吃惊的镜头。是屠岸贾摔孩子、士兵把“海青”捅死以后，我有一个镜头，是个有点高速的回头，咔嚓一摔、一捅，我一个镜头是往那边看。原来那个镜头不是在那的，是在之前。凯歌给剪到那儿了。我当时觉得牛逼，这个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帮助，让人感觉我更会演戏了可能。其实你根本演不出来。这个时候你怎么演，镜头对着你，死了一孩子，还没缓过来呢，刚要拔剑，就被士兵捅死了。可能演出来以后就显得倒假了。后来他们也说，说您这个说得太谦虚了，但是说这个演得好，不是剪得更好么？凯爷这次特别相信观众，留白，让观众帮他去演戏，去填补。

往下走不会什么戏都接

《新周刊》：这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你照镜子看到自己的时候会怎么想？

葛优：有没有眼袋了，肤色怎么样，健康程度，看有没有血色啊，脸是不是干啊，也就看看这个。当演员的时候是经常要照的，服装不一样，换上看一看像不像。但是到后来都不看了，已经觉得就是了。

《新周刊》：如果说，演戏没有突破是否意味着是在重复自己呢？

葛优：其实有好多贺岁的不就是，人物也都差不多。也不能说重复，毕竟每一个贺岁片的故事都不一样，但这人物性格上多少粘点儿。“非诚1”、“非诚2”肯定是一样的。你再往前数，《夜宴》不一样，但是那个没什么动静。再就是《天下无贼》。我说的是幽默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差不多。但是我本人，往下走不会什么戏都接的，反而要挑点儿了。

《新周刊》：“赵孤”之前，你还说过几乎不碰历史题材的。“赵孤”之后，你的原则会有变化么？

葛优：其实说古装戏不接，你看我都说了以后又接了两个。《夜宴》特别简单，就是没演过皇上。这个呢就是三个有名，名剧、名人、名导，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对自己的要求确实高了。其实顶多还能演十年，演什么就得合适了。

《新周刊》：人一辈子都要过好几关，包括名、利、权力、女人，你觉得这些关都过了么？

葛优：过了，已经平稳了。说什么“赵孤会拿遍所有影帝”，我说这肯定是害我呢，这话说出来害人，我还真不是冲着影帝去拍这戏的。我得过奖，都不是事先想好得奖的。再一个呢，得奖这事，高帽子在别人手里，你还真是没辙。

《新周刊》：如果让你总结一下表演是怎么回事，你会怎么说？

葛优：有时候一遇见总结的事，就特别难。演还是一定要演的，毕竟是“演员”嘛。那天我还跟黄晓明说，现在就应该学习怎么不演——这说得不准，应该说“演得不像演的”。

(采访/胡赳赳、张凌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