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忠雄的上海观
“上海建筑没有多少是属于上海的”

上海是安藤忠雄去得最多的中国城市。关于上海世博会，他的评价是，仅仅做一些有趣的建筑是不够的，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交通和环境的问题。

文/章润娟

“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变化和发展，这两天脑袋都有点晕头转向了。中国这么快速发展，对很多在中国做项目的建筑师来说非常不适应。”2010年4月17日，刚从上海到北京的建筑师安藤忠雄说，在他4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中国发展的状况，还是第一次看到。
40多年来，安藤忠雄创作了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展览馆、韩国国立博物馆、罗马教区教会、圣保罗大教堂圣台等近150项国际建筑作品与方案。他将建筑视作参与社会的最有效手段。他说上海要办世博会，仅仅做一些有趣的建筑是不够的。安藤忠雄认为对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而言首先应该解决交通和环境问题，“而不是仅仅造一些有轰动效应的建筑”。

“我们要与上海的历史对话”
几年前，安藤忠雄在自己的作品集中写道：“上海在燃烧。2005年的今天，大概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这样充满活力且日新月异吧。同样对于一名生活在亚洲的建筑师而言，上海实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戏剧性的舞台。”
安藤忠雄在上海的项目一个接一个，上海是他到得最多的中国城市。几年前他曾大胆评论：“中国建筑再过50年也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尽管对上海印象不错，但对缺少顶级建筑师作品的上海建筑，却没什么好印象。矶崎新2002年参加上海双年展时，批评上海建筑是胆小鬼。而安藤忠雄则说：“我们看到的上海建筑，没有多少是属于上海的。”他认为症结在于上海发展和城市节奏比较快，出现了快速的城市发展状态。“在这样的高楼丛林里，无法看到是在哪一个城市。建筑本来是辨别城市的一种记号，但现在这种记号的作用在消失。”
唯有外滩建筑入了他的法眼。“上世纪30年代风格的外滩建筑群，才是上海的经典。”安藤忠雄说，“上海有很多商业建筑，但是能够真正体验文化的，能够感受上海历史的建筑所创造的空间，相对来说是非常贫瘠的。我们看到外滩是上海的一个文化沉淀，人们去外滩的时候，也希望找到和自己的体验发生联系的地方，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安藤忠雄也希望自己在上海做的设计，能实现这样一些空间。
“我们在上海做的项目，要与上海的历史对话。我希望做的建筑是能反映当地原有的环境，能够形成强烈的共鸣的这么一种建筑形式。”上海国际设计中心是安藤忠雄在上海接的第一单活。安藤忠雄建筑设计的高度通常不会超过十二三层。而这一次，主楼有24层，高达99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安藤忠雄说：“体现上海元素、历史记忆，并不一定要借助某种符号，比如上海国际设计中心的围合感（如四合院、石库门的整体性），就有很强的上海味道和东方味道。”但上海国际设计中心作为上海第一幢造型不对称的高层建筑，人们却有些失望，认为安藤忠雄的设计水平不如从前。
　　
中国的建筑设计急需考虑环境
安藤忠雄绝对是位人本主义者，他反感商业建筑。他指出：如火如荼的“现代建筑”，让我们失去了人类最重要的场所——“风景”。“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模仿了美国的商业建筑，而这些建筑往往并不考虑周围环境。建筑是城市的一种重要组成因素，建筑师应该承担对城市的责任。如果要问我上海怎样，我倒想反问那些建筑师，他们觉得怎样。”　
安藤忠雄认为现在中国的建筑设计急需考虑环境，否则建筑物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复制品甚至是垃圾。“城市除了人工外，还跟自然、环境紧密相关。”勒·柯布西耶提出的“绿色、阳光和空间”影响了他；他敬重规划现代巴黎城市的奥斯曼，规划现代大阪的关一市长。20多岁的安藤忠雄就走进大阪城市规划官员办公室，提交城市建设方案。当时城市建设高楼多，绿地少，安藤建议对所有楼顶进行绿化。但城市规划官员认为他的方案永远不切实际。而这些被看作不切实际的方案，安藤忠雄90年代后期则用在了东京同润会青山公寓改建项目中。
安藤忠雄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往往让他更像城市建设规划师。他说俯瞰东京城区除了林立的高楼，还是高楼，“看不见一草一木。希望上海不要重蹈东京的覆辙”。安藤忠雄用东京的发展，提醒今日的上海。
“建筑必须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与城市和社会发生关联。建筑师行业的责任非常重大，所做的东西都是要留下来的。”安藤忠雄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所以他乐于将建筑设计成能和自然互动的几何形，让人重归大自然。
2009年年底，安藤忠雄设计的上海建筑文化中心在嘉定马陆镇奠基，仍然沿用混凝土外观，外形则是两个长方形。3层高、5000平方米大的建筑周围有葡萄种植园，还有河流穿越。安藤忠雄想将建筑和环境融合的试验带到上海、带到中国——安藤忠雄为上海设计的首座“水景剧院”嘉定·保利大剧院将于2010年6月动工，2013年年底竣工。这座投资7亿元人民币、有5万平方米的大剧院，让人更多期待的是剧院与水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呼应。
“我觉得建筑都是有功能的，功能是面向现在的。同时又有些人到建筑里是体验空间的。他们希望寻求超越建筑本身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功能和技术是相关联的，精神性的东西是和历史、文化、地域、中国人的人生观相关的。我接受西洋文化，又从日本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来讲，在中国做事必须要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安藤忠雄 “世博会中国馆跟我的作品有很大区别”
《新周刊》：似乎除了最近北京国子监的项目，你之前的项目都选择在上海？
安藤忠雄：最初项目在上海，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来找我们的项目主要是上海的，不是我们要故意选择上海。
《新周刊》：在合作过程中，你怎么评价上海这座城市？
安藤忠雄：上海是一座非常有活力、非常好的城市，对上海的印象非常好。北京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的中心，那么上海当然是经济的中心了。
《新周刊》：你对上海世博会的建筑有什么看法？
安藤忠雄：世博会是各个国家都参加的，对这个国家来讲是最好的展示自己文化的机会或者场所。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他们都汇聚在上海。可能对当地不仅上海，对中国的建筑师都是很好的一次刺激。那么看到他们这样的作品，也想自己能够比他们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好的刺激。
《新周刊》：你觉得上海将是下一个建筑试验场吗？
安藤忠雄：当然是这样了。上海会变成下一个建筑的“好的城市”。它的优势是有外滩这样的地方。
《新周刊》：你去竞标过上海世博会吗？
安藤忠雄：没有。
《新周刊》：为什么不呢？
安藤忠雄：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兴趣。
《新周刊》：网络上爆料，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外观类似你1992在塞维利亚世博会做的日本馆，你怎么看待？
安藤忠雄：（笑）好像是有点像，因为建筑都是造型嘛，所以不可避免都有相似的部分，所以也不能因此说它是仿造我的，或者说是抄袭。另外尺度感也完全不一样，我的作品非常大。所以我觉得还是跟我的作品有很大区别。
1992年我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做日本馆的设计，这是一个大空间的，高度有30米，木造的。我想在这里面体现日本人对制作对工匠的精神，在建筑里面融入日本的文化。我一直觉得日本人都是在非常简单的造型或非常简单的事物当中去发现新的世界，新的东西。这是我对日本精神的理解和文化的看法。所以我在塞维利亚做日本馆，采取一种形体非常简单的形式。

(采访/章润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