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和Q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昆西·琼斯是在洛杉矶，当时我大约十二岁。后来，昆西告诉我，那时小萨米·戴维斯对他说：“这个孩子将成为切片面包问世之后最了不起的东西。”他的话大意是这样。昆西当时惊叹道：“哦，真的？”那时我还小，但我依稀记得是萨米·戴维斯把我介绍给Q的。

 

直到拍摄《新绿野仙踪》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之花才真正盛开了，它渐渐发展成了一种父子关系。拍完《新绿野仙踪》后，我打电话给他，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录制一张唱片，你能给我推荐些制作人吗？”

 

我并没有对他作什么暗示，我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尽管有些幼稚。我们谈了一会儿音乐，提到了一些歌的名字，有时还不知不觉的哼出了声。最后，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做你的制作人呢？”

 

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一点，在他听来，我好像有所暗示，但我并没有，我没想到他对我的音乐会这么感兴趣。所以，我结结巴巴的应付了几句：“当然可以了，多好的主意呵！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点。”

 

直到现在，昆西还常常以此和我打趣。

 

但不管怎样，我们立刻就着手筹划一张唱片，那就是《疯狂》（Off the Wall）。

我和我的兄弟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开始考虑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在报纸上，很少能见到关于孔雀的文章，但在那前后，我却发现了唯一的一篇。我一直觉得孔雀特别美丽，在贝里·戈迪的一所房子里，养着一只孔雀，我非常喜欢它。所以，当我读到那篇文章时，感到很兴奋。那篇文章配有一张孔雀的照片，并用文字大量的介绍了这种鸟的特征和习性。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们寻觅已久的那种形象。这篇文章讲得很深入，很透彻，有的地方有些枯燥，但总的来说很有趣味性。作者写道，只有当孔雀发情的时候，它的羽毛才全部张开，这时，彩虹上能见到的颜色都集于孔雀一身争奇斗艳，熠熠生辉。

 

我立刻被它的美丽形象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吸引住了。它的美丽的羽毛不正表达出了我正在寻找的那种寓意吗？它表现了我们兄弟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之间强烈的挚爱之情。我的兄弟们都喜欢我这个主意，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新公司命名为“孔雀唱片公司”。这样起名，可以避免过多的依赖“杰克逊”这个姓，它的局限性太大。从第一次环球旅行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致力于用音乐把各个种族的人们联合起来。当我们说起要通过音乐把所有种族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时，有些我们所认识的人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因为说到底我们还是黑人音乐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音乐是不分肤色的。”我们看到了，在每一个夜晚，特别是我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我们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我们的音乐，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我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我们想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为我们想有所发展，想在音乐界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歌手、舞蹈演员，还要成为词作者、曲作者、配器者、制作者，甚至出版者。我们的兴趣是那么广泛，需要一个起保护伞作用的公司来扶持我们的事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同意我们制作自己的唱片，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两张唱片销售量很大，但《不同的女性》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有他们认为值得时，才会同意我们发展。他们对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既由他们为我们选派一名验收人员。此人名叫鲍比·科洛比，曾经和“血汗泪”乐队一起干过。他来监督我们，时时看看我们怎么干，也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帮助。

 

我们明白，五兄弟还需要别的音乐家的提携，从而使我们的音乐达到最佳效果。我们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键盘乐器的演奏方面，一是磁带两面歌曲的安排方面。我们虔诚的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但我们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虽然作为一个职业录音专家，格雷格·菲林根斯显得太年轻了，但他解除了我们的忧虑，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对新事物、新方法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不是我们在过去那些年遇到的因循守旧的家伙。

 

他来到恩西诺，为我们做录制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表现都喜出望外，相互之间的成见也烟消云散了。这真是令人欣慰。我们向他介绍我们新歌的创作意图，告诉他我们想像费城国际唱片公司那样，对音响的合成格外重视，可是，当我们把各种乐器配在一起演奏时，总是觉得它们在互相干扰，所有的弦乐声和打击乐声乱作一团。我们想让音乐更加清晰，节奏感更强，低音部分更强有力，而管乐部分更加嘹亮。格雷格创作的音乐节奏非常美妙，正像我们向他描述的那样，而且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觉得，他好像能看透我们的心思。

 

那时，从鲍比·科洛比那儿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叫保林豪·德科斯塔。他的到来使我们很担心，因为这好像意味着兰迪一个人已经担负不了全部打击乐器的工作了。可是保林豪带来了来源于古代巴西桑巴舞的打击乐器，这种经过改进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乐器很简单，往往自己就能制作。当德科斯塔的乐声使兰迪的传统演奏方式增添了新的活力时，我们觉得我们的音乐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摩城公司，在费城国际唱片公司与我们共事的都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现代派流行音乐家，对我们来说，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的吸收有益的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但我们又不能做模仿者。值得庆幸的是，鲍比·科洛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名叫《怪罪摇摆乐》（Blame it on the Boogie)的歌使我们得以走上新的起点。这首歌节奏明快，正好适合我们所致力培养的乐队的风格。我特别喜欢轻快的唱那句主旋律：Blanme it on the Boogie，我可以一口气把它唱下来，嘴唇都不用合拢一下。我们觉得那张唱片内套上写的东西特有意思，《怪罪摇摆乐》这首歌是英国的三个家伙写的，其中有一个也叫迈克尔·杰克逊，这真是惊人的巧合。其实，我自己写写迪斯科歌曲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过去经常在我唱的主要的歌里插进去一些供跳舞的间奏。

 

我们的未来还有那么多飘忽不定和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事业的和个人的变化——我们的音乐、家庭，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所有这些，使我更严肃的思索应该怎样度过此生，特别是在处理和同龄人的关系方面。我一直承担着很多责任，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想替我分担一些。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别人替我承担，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好好审度一下我的生活历程，然后搞清楚人们需要我的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谁。我还必须学会小心防备我周围的某些小人，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上帝，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想起一首克拉伦斯·卡特唱过的老歌，名字叫《二亩三分地》（Patches)，唱的是当一个农民的父亲死后，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农场的责任，他的妈妈告诉他，她就全靠他了。当然，我们不是农民，我也非长子，但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我的肩膀显得太赢弱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总是感到，对我的亲人，对我所爱的人，我很难说出一个“不”字。有时，他们请求我做某件事情，或照顾什么，即使我担心也许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却还是一口应承下来。

 

我感觉到我是处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我常常是易动感情的。压力是件可怕的事情，你不可能长时间的抑制感情。那时，因为我演了一部电影，许多人在得知了我在电影方面的新兴趣之后，便对我能把多少精力继续投入到音乐之中表示怀疑。这也许暗示了我没有选择好成立新乐队的时间，因为在局外人看来，好像我刚作出这个决定，又跑去拍电影了。其实，这正是好时候。

 

《谦受益》(That's What You Get for Being Polite)这首歌表达了我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如所有将近二十岁的大孩子一样，我的处境险恶，内心疑虑重生。我担心的是，正当我奋力向事业的顶峰攀登时，却受到上帝和世人的冷落，被这个世界淘汰掉。

 

我们在Epic录制的第一本专辑中，有一首甘布尔和赫夫创作的名为《梦想家》（Dreamer)的歌，它就有这样的主题。当我学唱这首歌时，我感到他们是一边读着我的思想，一边创作的。我一直就喜欢梦想，我为自己树立了很多目标。我注视着这些事情，设想做到它的可能性，然后，又希望能超越那些界限。

 

一九七九年，我二十一岁了，开始完全掌握自己的事业了。我父亲作为我的经理和我签订的私人合同这时到期了，虽然很艰难，我还是决定不再续签。

 

解雇自己的父亲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我不喜欢按常规办事，把家庭和事业混为一谈，干事业就好比在走钢丝，可能干得很好，也可能干得很糟，这全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即使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要处理好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这样做改变了我和父亲的关系吗？我不知道他是否耿耿于怀，我自己当然没这么想。我明白，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与其说是他在为我工作，还不如说是我在为他工作。而且，在歌曲创作方面，我们的意见完全不同。他提出的想法我总是完全不同意，因为它对我不合适。我所想的是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我走了这一步，我不能不这样做。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迈出这一步，再说，我干这行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在二十一岁，我已经是有了十五年经验的老手了。

 

我们渴望使我们的《命运》（Destiny)的演出和录制计划很快走上正规，但由于过多的演出和歌唱，我的嗓音嘶哑了。我们必须取消一些演出，当我作出这个决定时，没有人反对我，但我觉得是我拖了哥哥弟弟们的后腿，大家在一起干得正起劲，却又要倒退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作为调节的手段，这样可以减轻点儿我嗓子的负担。马龙代替我唱一些需要一口气唱得很长的部分。专辑中一首名叫《（彻底）抖动你的身体》（Shake Your Body (Down to the Ground))的歌在舞台上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这张唱片中最好的一首歌。我们还在录音室里制作了许多歌曲来做后盾。我们实现了创作自己音乐的梦想，然而，只是在舞台表演方面我们干得还不错，我们的歌称不上是新颖的，我们无法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这真让人沮丧。可是，不要心急，我们的辉煌时代就要来临了。

 

回顾过去，我觉得也许我比我的兄弟们所希望的要更有耐心。在制作《命运》这张唱片时，我们删掉了一些歌的某些段落，我没和兄弟们商量这事，因为我不敢肯定他们跟我一样对裁裁剪剪感兴趣。Epic公司已经和我签了合同，根据合同，我决定要制作的所有独唱唱片他们都应接受。也许他们作了两手准备，如果杰克逊兄弟不能创作出新的音乐作品，他们将按照他们的方式塑造我，把我剩下的生活彻底改变一下。我这么想也许是疑心太重了，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明白生意人总要清醒的分析形势，研究前景，并且得知道怎样才能收回投资。他们那样想当然是合乎逻辑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可我那会儿就是这么想的。

 

《命运》这张唱片是我们专辑中最成功的作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真正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那就是，人们买我们的唱片，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唱得好，他们知道，我们会在每一张唱片的每一首歌里尽力而为，为他们奉献出最好的音乐。我希望我的第一张独唱唱片取得最好的效果。

 

我不想把《疯狂》搞得跟《命运》好像如出一辙，因此，我打算从外面聘请一位制作人，这样，他在设计它的音响时，脑子里就不会有什么先入之见。我还需要一个有很高鉴赏力的人为我挑选素材，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一张唱片中的十来首好歌，听众是不会满意的，特别是那种拉长了伴奏供跳迪斯科用的歌。我的愿望是使歌迷们感到满意。

 

从各方面来看，事实证明昆西是我能聘请到的最好的制作人。昆西·琼斯的朋友们为简便起见都叫他“Q”，因为他特别爱吃烤全猪。后来，我们完成《疯狂》之后，他邀请我去好莱坞圆形剧场参加他的一个管弦乐音乐会，但我那时太不好意思了，竟像小时候那样站在舞台的侧面观看演出。他说，他对我的期望可要比这高得多，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达到彼此的标准。

 

在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要请一个制作人，征求他的意见那天，他就开始和我谈起从事娱乐业的那些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和他共事，什么样的人会给我添麻烦。他对音乐界了如指掌，告诉我谁已经被别人雇用了，谁又太清闲了，谁干起事来风风火火，急急忙忙。他比布莱德利市长还要更了解洛杉矶，正因为这样，他能时刻掌握事态的进展。他是爵士乐家、管弦乐家、电影音乐家，一些人认为，在流行音乐所能涉及的各个领域，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导师。我太高兴了，我的外来助手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制作人的最佳人选。在他的社交圈中，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朋友可供选择。他还很善于倾听别人的谈话。他真是一个奇才。

 

一开始，我们本想把《疯狂》这张唱片起名为《女朋友》（Girlfriend)。保罗·麦卡特尼和琳达·麦卡特尼夫妇在还没有见过我的时候，就和我不谋而合，写了一首名叫《女朋友》的歌。

 

保罗·麦卡特尼总是对人们说，是我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应该合作写一些好歌。

其实，我们第一次相遇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

 

我第一次见到保罗是在“玛丽女王”号船上举行的一个舞会上，当时这条船停泊在长滩。他的女儿希瑟从一个人那儿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便打电话邀请我参加这个盛大的舞会。她喜欢我们的音乐，我们一块聊了聊。很久之后，当保罗的“飞越美国”巡回演出结束后，他和家人到了洛杉矶。他们邀请我参加了在哈罗德·劳埃德庄园举行的一个舞会，我和保罗·麦卡特尼的第一次会面便是在那次舞会上。我们在鼎沸的人群中握手致意，他说：“你知道吗？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我很吃惊，谢了他。在这个舞会上，他为我唱了《女朋友》。

 

于是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并商定不久就开始合作，可是，我们都被各自的事业和生活缠身，以致几年都没有再提起这事。最后，他把这支歌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伦敦城》（London Town)当中。

 

我们制作《疯狂》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昆西来找我，说：“迈克尔，我有一首歌，对你非常合适。”他为我演奏了《女朋友》，当然，他不知道保罗本来就是给我写的这首歌。我告诉他那段“插曲”以后，他非常惊喜，之后不久，我们就把这首歌录制下来，并把它收入专辑中。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巧合。

 

 

我和昆西一起讨论《疯狂》，细致的研究怎样设计音响。当他问我制作这张唱片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时，我告诉他，我们必须让它的音乐风格完全区别于“杰克逊兄弟”时代的风格。想想看，我很难用语言形容我们当时是怎么奋斗才成为“杰克逊兄弟”的，但昆西理解我的意思，我们一起创作出一张反映了我们目标的唱片。

 

《与你同舞》（Rock with You)这张轰动一时的单曲正是我们寻求的东西，它很适合于我来演唱，我对它倾注了热情。这首歌的作者罗德·坦珀顿曾为“热浪”乐队制作过《爵士乐之夜》这张唱片，所以昆西认识他。他原来设想把这首歌写得再严酷无情一些，听后让人精神沮丧，但经过昆西的电子合成器的加工，它的声音柔和了许多，就像海滩上烤肉一样软绵绵的。我和Q都觉得罗德干得不错，最后我们请他帮助我们加工三首歌，使他们独具风格，这三首歌中就包括作为专辑名字的《疯狂》（Off the Wall）这支歌。在很多方面，罗德受家庭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和我很相像。关于夜生活，他在家里创作和歌唱时所感受的比实际投入其中获得的还多。

 

我一直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总是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必须以真实的经历为基础，或是必须反映他或她自己的真实生活。一般来说，人们不能超越真实生活，我明白，我有的时候写我的经历，但是，我听到或读到的东西也会激发起我创作歌曲的灵感。想象力是艺术家最有力的武器，它可以创造出人所需要的某种感觉或感情，也可以把你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在录音室中，昆西给了工作人员和音乐家们自由发挥的权力，也许只有他自己擅长的管弦乐方面是个例外。我把格雷格·菲林根斯带来参加监制工作，他曾经是我们制作《命运》的一员，这回我们又在恩西诺一起共事了。我们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除了格雷格以外，保林豪·德科斯塔也回来了，负责打击乐的演奏，兰迪在《满足为止》（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这首歌中也有精彩的表演。

 

昆西从不选用对他的吩咐只是唯唯诺诺的人，他对这一点要求得惊人的严格。我这一生一直都是生活在职业音乐家之中，我能看出谁只是随大流，谁有独到的见解，什么样的人创造力平平，什么样的人可以经常跟你争论问题，而这种争论是建设性的，他不会因为争论而忘掉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有外号叫“雷公”的路易斯·约翰逊，他与昆西在制作“约翰逊兄弟”乐队的专辑时曾一起工作过；还有瓦·沃森、马洛·亨德森、戴维·威廉斯和拉里·卡尔顿，其中拉里是从“十字军骑士”乐队来的吉他手。另外，还有乔治·达克，菲尔·厄普丘奇和理查德·希思这些从爵士音乐界来的精华。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显露出因我们的这种音乐与爵士乐之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不适应感。我和昆西的工作关系很好，我们各自担起自己的责任，并经常共同讨论问题。

 

在制作《疯狂》以前，除了为“约翰逊兄弟”乐队以外，昆西并没写过多少供跳舞的音乐。因此，在制作《满足为止》、《日夜操劳》（Working Day and Night)和《走进舞池》（Get on the Floor)这几首歌时，我和格雷格一起想办法使它们的声音更加强有力。《走进舞池》这首歌虽然没有单独制成单曲，但它的确十分令人满意。它的作者路易斯·约翰逊在这首歌的开头几个小节写得较平缓，然后，随着我一遍又一遍的重唱，它的节奏感越来越强烈。昆西的工程师布鲁斯·斯维顿为我们合成了这支歌，我直到现在还特别喜欢听它。

 

《日夜操劳》是保林豪的杰作，在这首歌中，我的歌声紧跟着他用特别的乐器奏出的音乐。格雷格准备了一架电子钢琴加入伴奏，它的音色听起来美极了，不带任何共鸣音。这首歌的歌词主题与《命运》中的《我为你做的一切》（The Things I Do for You)的主题差不多，但是，我早就说过，它是一首把过去的东西提炼而成的歌，因此，我想让歌词简单一些，而使音乐占据主导地位。

 

《满足为止》这首歌的一开始，在低音提琴的伴奏下有我的一段独白，再加上斯文铃琴和打击乐的声音，能突出一种紧张的气氛，使人猛醒。我的独特的演唱设计使这首歌听起来很不一般。在这首歌中，我采用了复录的方法，这样，可以达到好几个人一起唱的效果。我为自己写了一个高音部分，我自己并不能一口气唱完它，便把几次录音合成起来，然后再配上音乐，这样安排，可以解决很多演唱上的问题。在这首歌的结尾，Q采用渐弱的结束方式，写得让人惊叹不已最后突然插入吉他声，就像科林巴琴一样。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是第一首全部由我创作的歌曲。《满足为止》是我的第一次好机会，它一出来，销售量就一直保持第一；也正是这首歌使我第一次赢得了“格莱美”奖。昆西很信任我，他鼓励我独立创作，然后为我配上弦乐伴奏，使歌曲锦上添花，我很喜爱这种工作套路。

 

正是民谣式歌曲使《疯狂》成为迈克尔·杰克逊风格的唱片。我过去在“杰克逊五兄弟”时也唱过民谣式歌曲，但他们对此从来就不很热心，只不过把它当作对我的让步罢了。在《疯狂》中，除了《女朋友》这首歌以外，《无能为力》（I Can't Help It)也有平滑而迷人的旋律，既能打动听众，唱起来也很有情绪，但它比另一首更柔和的歌《与你同舞》要快一些。

 

两首最成功的歌曲当推《疯狂》和《与你同舞》。大家都知道，过多的高节舞曲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但我喜欢的是那种循循善诱，柔情如水的歌声，就像对待一个害羞的女孩，让她自然的流露出羞怯的心情要比强行打消她这种心情好得多。在《疯狂》这首歌中，我还是使用了很高的嗓音，而《与你同舞》则需要用较自然的嗓音。我觉得，如果你去参加一个音乐会，这两首歌可以使你流连忘返，而强烈的爵士乐节奏则可以使每个人心满意足的回家。下面一首歌是《她走出了我的生活》（She's Out of My Life)，也许这首歌的私人成分太多了，不适合在音乐会上演唱。

 

这首歌是我为自己作的。有的时候，我都不忍心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写定的约会，即使我很清楚的知道它们。我和女孩子约会，和她们相处，还没有过我期待的高兴结局，好像总有一层不可逾越的屏障阻挡着我。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和同一个人在一起完全是两回事。很多女孩子想了解是什么使我成为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生活，这样做事——她们想对我的思想深处作一番探究。她们想把我从孤独中解救出来，但她们的方式却让我觉得她们是要分担我的孤独。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分担它，因为我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

 

《她走出了我的生活》这首歌的大意是：造成我和其他人隔阂的那堵无形的墙看起来是极其的低矮，好像很容易就可以翻越，可是，它仍然矗立在我的面前，我真希望它能从我的眼中消失。汤姆·巴赫勒创作了一段优美的过门，听上去类似老式百老汇音乐。事实上，这条鸿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跨越的，这首歌本身就反映出这一事实：问题尚未解决。我们既不能把这首歌放在唱片的开始，也不能把它放在结尾，因为它太低沉了。斯蒂维的歌紧跟其后，是一首轻柔舒缓的歌曲，因此，一听到它，就好像一扇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豁然开朗，让人松了一口气。当罗德写的《燃烧吧，迪斯科》（Burn This Disco Out)结束了这张唱片时，我们又回到现实中来了。

 

我对《她走出了我的生活》倾注的感情太多了；如此说来，这件传闻是真实的：一次演唱中，快要唱完它的时候，我大哭了起来。歌词对我内心的震撼太强烈了，这种感情过去一直在我心底集聚上升。我那时已经二十一岁了，经历可以说比较丰富了，可我没怎么享受过真正的快乐。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就像马戏团中的哈哈镜里的图像一样，这部分那么胖，那部分那么瘦，有的部分干脆消失了。我担心我演出《她走出了我的生活》时也是这副样子，但只要它能打动人们的心弦，就能缓解一点儿我内心的孤独。

 

那次动情的演唱后，只有Q和布鲁斯·斯维顿陪伴着我。记得我坐在一间屋子里掩面痛哭，耳朵里只有自己的啜泣声和机器的嗡嗡声。后来，我向他们道歉，他们说这没有必要。

 

尽管有最后成功的喜悦，制作《疯狂》仍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那时，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密切的朋友，觉得自己好像与世界隔绝了一样。我太孤独了，有的时候，我在我的房子附近溜达，希望能碰上可以向之倾诉的人，或许能交个朋友。我希望能碰到一个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的人。我想碰上一个人，他愿意和我交朋友，是因为他喜欢我，像我一样，需要一个朋友，而不是因为我是迈克尔·杰克逊。我希望能碰到邻居中的任何一个人——比如邻居的孩子们，随便什么人都可以。

 

成功必然会带来孤独，的确是这样的。人们都觉得你很幸运，你拥有一切，他们以为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不然。人人都渴望最基本的东西。

 

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应付这些，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消沉了。

 

我在学校的时候的确没有女朋友。我觉得有的女孩非常娇美可爱，可是又感到要接近她们非常困难。我太窘于做这种事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曾经有一位女孩，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她，可是却不好意思告诉她。

 

我的第一次真正的约会是和塔特姆·奥尼尔。我们在落日大道上一家叫“岩石上”的俱乐部里见了面，交换了电话号码，经常打电话联系。在路上，在录音室里，在家里，我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和她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休·海夫纳的“花花公子大厦”参加了一个舞会，玩得很高兴。那天晚上，在“岩石上”俱乐部里，她第一次握了我的手。我们约会的时候，坐在一张桌子旁，突然，我感到她的柔软的手伸了过来，抓住了我的。这是塔特姆的手！也许，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是件严肃的事。她触摸了我！这是我当时的感觉。过去出去玩儿的时候，我也与女孩子有过肌肤的接触，有时她们甚至抓着我尖叫，但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安全的墙。这次不一样，这次只有我们两个人，那种感觉真美好。

 

我们的关系发展到极其密切的程度，我觉得我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我们超脱了这种关系，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有时还一起聊聊。我猜读者们会断定她是我在黛安娜之后爱过的第一个人。

 

当我听说黛安娜·罗斯就要结婚的消息时，我为她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将使她很幸福。尽管如此，这事实在还是令我难以接受，我必须装出欣喜若狂的样子，装作因为黛安娜要跟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结婚而高兴。我希望她幸福，但我必须承认我既伤心，又嫉妒，因为我一直爱着黛安娜，并且将永远爱她。

 

我爱过的另一个人是波姬·小丝，我们有过一段很严肃的浪漫史。在我的生活中，有过很多的好姑娘，提她们的名字对这本书的读者们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因为她们并非知名人物，在这里议论她们不太礼貌，况且，她们也不习惯自己的名字被印出来。我很珍视自己的隐私，因此，我同样尊重她们的这一权利。

 

我将永远珍视和莉莎·明尼利的友谊。在事业上，她就像我的姐姐一样，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工作。事业渗入我们的全身心。我们一起吃饭、睡觉，陶醉于各种迁移、唱歌、舞蹈之中。我们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我爱她。

 

完成了《疯狂》之后，我和兄弟们又马上投入到制作专辑《盛典》（Tuiumph)之中去了。我们想为巡回演出准备下两张最好的唱片。《你能感觉到吗？》（Can You Feel It?)是这张唱片中的第一首歌，它使人感觉到非常接近过去“杰克逊兄弟”时摇滚乐的风格。它也不是专供跳舞的歌。我们打算把它制成录像片，作为我们巡回演出的准备。这部录像类似于我们自己的《也在斯普拉奇扎拉萨斯特拉》，有着与《2001漫游太空》同样的主题。杰基和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打算创造出一种像教堂中唱诗班的孩子们唱诗时的效果，甘布尔和赫夫同意了，因为这首歌表达了对爱的赞颂，可以净化世人的心灵。尽管兰迪不太喜欢他的位置，他唱得还是很出色，他的歌声使我跳起舞来情绪高昂。我们有一架特别好的低音电子琴，我摆弄了很长时间，一遍又一遍的弹这个曲子，直到满意。这首歌我们唱了有六分钟，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长。

 

《可爱的一位》（Lovely One)是从《彻底抖动你的身体》演变而来的，它加入了《疯狂》中那种更轻飘的嗓音，电子琴的伴奏声就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保林豪动用了他所有的乐器：三角铁、斯卡斯、铜锣。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奇特的女孩，她总是自行其事，我拿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当我终于制服了她的时候，皆大欢喜。

 

比起《疯狂》中的歌曲，《每个人》（Everybody)的舞蹈节奏更滑稽，迈克·麦金尼把它写得就像飞机转弯或俯冲似的。它的伴唱使人想到它是受了《走进舞池》的影响，但昆西的音响效果更加深厚，如同一场暴风雨在即。我们的声音给人的感觉更像坐在一个急速上升的透明电梯中向下看，不用费力就上去了。

 

《时不待人》（Time Waits for No One)是杰基和兰迪根据我的风格精心创作的。他们知道，他们得赶上《疯狂》的作者的水平，也确实干得非常出色。《知错就改》（Give It Up)使每个仁都有唱的机会，特别是马龙。这些歌失去了我们乐队的演唱风格，也许我们又退回到在费城时那种不自由自主的状况中去了。《现在就走》（Walk Right Now)和《不知是谁》（Wondering Who)很接近于《命运》的风格。总的来看，我们为这张唱片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了。

 

不过，《心碎旅馆》（Heartbreak Hotel)这首歌是个例外。我敢发誓这个歌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写它时，从没有受过别的任何歌曲的影响。因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关系（注：“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于1956年发行一张唱片，其名也叫《心碎旅馆》），唱片公司在封面上把这首歌的名字印成《此地旅馆》。尽管他在音乐界对黑人白人来说都同样举足轻重，我并没有受他的影响。我觉得对我来说他的时代太久远了，也许这只是时势造英雄吧。我们的这首歌出来以后，人们认为如果我继续这样生活在孤独的环境中，也许会像他那样死去；虽然我跟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终究不会像他那样做。尽管如此，我对埃尔维斯毁灭自己的方式仍然很感兴趣，那是因为我要引以为戒，不要步他的后尘。

 

拉托亚被要求在这首歌的开始发出一声尖叫，这对她的歌唱生涯来说，可不是一个吉利的开端，这我承认，但她可以从中获得一些经验。从那以后，她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唱片，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声尖叫往往可以打破一个噩梦，但我们的意图却是让它开始一个梦，要让听众分不清这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而这正是我们期望达到的效果。三位女配唱演员倚着干得挺带劲，直到她们听到了最后的合成效果后，听到我希望她们创造出的那种恐怖气氛后，才如释重负。

 

《心碎旅馆》是我创作的最雄心勃勃的作品，我想让人们从多重的角度来欣赏这支歌：可以用它来跳舞，可以跟着它一起唱，听后可能会感到恐怖，或者只是听听而已。在这首歌的结尾处，我加入了缓慢的钢琴声和低沉的大提琴声，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效果，恢复听众的信心。我觉得没有理由去吓唬别人，你得把她们拉回现实中来，让他们感到安全。《心碎旅馆》“偿还”了人们的安全感。我一直理解不了“偿还”这个概念。那种因为别人为你做了什么，或是你想象中别人为你做了什么，你就要付给他们报酬的概念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个演出表现了我自己的恐惧感，也表现了对这种恐惧感的征服。在娱乐业的大海中，嗜血成性的鲨鱼太多了。

 

如果说这首歌以及后来的《比利·金》有损于妇女形象的话，那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勿庸置疑，我喜欢两性间的交往，这是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我爱女人。我只是认为，如果把性用作勒索或强权的工具，那就是对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一礼物的亵渎。

 

《胜利》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演出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将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演出，绝不会有什么勉勉强强拿出来的东西。我们乐队开始为巡回演出排练，这个乐队包括低音提琴手迈克·麦金尼。戴维·威廉斯也将和我们一起旅行，但这时他已经是我们乐队的永久性成员了。

 

即将到来的巡回演出将是一番伟大的事业，我们为此作了特殊的准备，请来了赫赫有名的魔术师道格·亨宁。我想在唱完《满足为止》之后，完全消失进喷出的一团烟雾中。他必须同负责全部舞台道具的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这一特殊的工作。在工作之余，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儿，他把他的秘密告诉了我，这看来似乎是不公平的，因为我除了付给他工资之外，并没有传授给他任何可供利用的东西作为回报，对此我很有些过意不去。我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演出辉煌灿烂。我相信，亨宁将会作出杰出的贡献。我们为争这个国家乐队之林中的头把交椅，和许多乐队进行了竞争，比如“大地”、“狂风”、“烈火”、“海军准将”乐队等等。我们清楚，有些人认为，杰克逊兄弟已经折腾了十来年了，该收场了。

 

我为即将到来的演出的主题作了大量的工作，它给人的感觉与《短兵相接》给人的感觉差不多。我想设计出这样一个主题，即在时空之外，还有生命，有实在的东西存在。孔雀的羽毛将在那里更加自豪的展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夺目光彩。我也希望我们的录像片能反映出这一主题。

 

我为我们音乐的节奏、我们技术上的提高感到自豪。一九七九年的格莱美奖提名公布了，惊人的喜讯使我们为《疯狂》付出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可是，尽管《疯狂》是那一年中最流行的唱片之一，但它只获得了一项提名：最佳布鲁斯摇滚乐演唱奖的提名。我还记得我是在哪儿听到的这个消息，当时我有一种被人忽视了的感觉，内心受到了伤害。后来有人告诉我，整个娱乐界对此也感到吃惊。

 

我感到失望，但当我想到下一张唱片时，又感到兴奋。我对自己说：“等下一次吧！”他们决不能再忽视我的下一张唱片。我从电视中收看了发奖仪式，虽然为能赢得那一项奖而高兴，但仍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缠绕着我，我只是在心里重复着：“看下次的。看下次的。”很多意义上来讲，一个艺术家本身就是他的工作，二者很难分开。我觉得我创作歌曲时，对自己的工作持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我会马上感觉出来。每当完成一首歌或一张唱片，谁都会说我已经用尽了每一分精力，发挥了所有的天赋。我的歌迷们非常喜爱《疯狂》，我想这是格莱美奖提名给我内心带来伤害的原因。这次经历点燃了我胸中的火焰，我所能想的只有下一张唱片，想我该怎么去做。我要让自己真正的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