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放寒假，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不放寒假，就意味着不能回家“过年”了。

 

我们北京的一些同学“义愤填膺”地说：不放假，不放假“春节”咱们就请假回家！

 

教员们听说我们的想法后，立刻与队长商议，最终做出如下决定：一律不许请假，也不许让家里寄包裹（真够狠！）！

 

 

上联：难过难过天天过　下联：无聊无聊天天聊　横批：得过且过　这是“春节”期间男生贴在自己门楣上的对联。

 

因为是节日，队长、教员们也懒得管我们，就由性我们了。

 

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春节，让我们领略了蒙古同胞的善酒，善歌，善哭。

 

按规定，是不允许我们喝酒的，但因为我们那批有蒙古学员，为了照顾他们少数民族同胞，队里允许可以少量喝一些。一沾上酒，恐怕这人总是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蒙古男同胞们的宿舍可是热闹了，不时还传出了歌声。据说，唱的是《敬酒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蒙古人要边唱边敬酒。那些蒙古女同胞们，虽然没喝酒，但也许因为也是第一次离家并在汉人的土地上过节吧，那歌声加上哭声有些令人“意外”。起初，我们还以为是在“打架”呢......其实，他们蒙古学员比我们幸福，他们的教员人特好（好象也是个蒙古人），待他们象亲人一样，请他们到家里喝奶茶，吃奶酪...我也有幸尝了尝那极富蒙古风味的茶啊，奶酪啊的，哎呀，喝不惯，也吃不惯。

 

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第一次请来了香港歌星张明敏，他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垅上行》等歌曲，还有朱明瑛演唱的《回娘家》等，至今印象深刻。

 

春节晚会之后，有一段日子，每当午休起床号吹过，大喇叭里面放的都是《我的中国心》，《垅上行》等歌曲，这些歌，曾伴着我们走在去教室的路上。

 

在看春节晚会的过程中，和我家同住在一个部队大院的同学军对我说：今晚可能有机会给家里打电话，过会儿能打了我就来叫你。84年，那时我们唯一的通讯手段便是写信，给家里打电话，还是长途电话，我们想都没想过。电话班的战士好象也是北京兵，可能男生们和他们混熟了，于是，准备赶在过节时偷偷走个后门给家里挂个电话。

 

后来，到底是给家里打了电话还是没打，我没什么印象了。估计是没打成，我想：要是听到了父母的声音，我肯定得激动得落泪，可一点印象没有，八成是没戏。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们队学员排练了一个“集体舞”＿＿交谊舞的变种。那时不允许跳交谊舞，所以，我们将交谊舞演变为集体舞。我们经常借用礼堂的舞台练习，记得有一次，负责礼堂的战士不在，我们就从窗户翻进去，最后，被告了黑状，以致于连那舞也泡汤没跳成。不过，在那个春节，我和男生班的一个副班长表演了男女声二重唱。那个男生会弹吉他，因此，我们也就有了音乐伴秦。唱得好象是《爸爸的草鞋》，程琳曾演唱过的一首歌。还记得那时我患感冒，嗓子哑了很久，差点唱不成了。

 

春节期间的某天下午，军同学跑来跟我说，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妹妹来了，已经到了城里的招待所。他说他要去接，问我去不去。能不去吗？请了假，搭了车，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是下午搭车去的，因为当天已无返回的班车，所以，我们只能等第二天有车出来再返回。没想到，我们出来后的那天晚上就下雪了，结果，连续几天部队都没有车出来。就这样，那个春节我们基本上是在城里度过的。

 

当时部队的招待所只是个临时落脚地，在某两栋楼房的某几个单元里。因为过节了，也没什么人具体负责。我们在那里住时，暖气不热不说，居然连个烧水的家伙都没有，还好，后来住在附近的某领导同志，从家里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热水（那时还没有卖矿泉水的呢）。幸亏妈妈来时给我带了不少吃食，要不还可能得挨饿呢。

 

我们去逛街，那街上冷清极了。走在街上，商场从初一到初三都不开门，放假休息，可不象现在，为了招揽生意，恨不能24小时营业。我们想去看电影吧，结果电影院也不开门，唉，可没劲儿了。

 

那个节，因为能和妈妈、妹妹在一起，吃什么苦我都觉得是开心的，而妹妹却诉苦：早知道这样，坚决不会来。让妈妈、妹妹跟着受苦我心里也很不忍，可谁知会是这种情况呢？！

 

过了几日，部队有车出来了，妈妈、妹妹和阿姨也决定回家了，因为很快我们也要开始上课了。

 

回学校后，因为在外过了好几夜，以为队长会批评，没想到他们还算通情达理。其实，我们也不想在外呆那么长时间。下雪，部队没车出来，我们也不能飞回来，是吧？！

 

也就是从那时起，有很多个春节，我都是在部队自己度过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习惯了不在父母身边过年的日子。所幸，现在离父母很近，逢年过节总可以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团聚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