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回国，事情之一是主持《南方周末》和东方卫视联合主办的本年度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

今年的被致敬者是吴敬琏、吴建民、吴宇森、龙应台、姜文、徐冰、姜文和王克勤——这个名单很“南方周末”，连他们请的表演嘉宾也很“南方周末”：崔健、茅威涛、濮存昕等；这些都是我10年前做《文化视点》时请过、或者希望请的谈话嘉宾——当然也都是我喜欢的人。

除了演出部分，我也主持易中天与龙应台的论坛，而另一场论坛的主持人居然是我的辩论队友蒋昌建——我们在复旦百年校庆是曾经联袂主持过母校的庆典。所有这些，都是我愿意飞11个小时回来的不能抗拒的理由。

可是现在已经凌晨快三点了，我居然睡不着，因为时差，也因为这两天见人都见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再处理公司邮件，通常是早上六点来种才能迷糊一会。

现在我很想早睡（早也是夜里一点半多才上床），居然睡不着。

让我想起94年，我刚刚毕业，第一次“走穴”到广东主持一场晚会，是复旦的师兄广告人李光斗请我，年长我四岁的光斗在经历了八九年风波以后，那时候已在商界崭露头角。夜里我怎么也不着，就电话光斗。他说我是太紧张，尽管我不觉得。

现在紧张倒不紧张，但是睡不着还是有点焦虑的，我电视上看着又要一脸憔悴了。作为记者出镜是无所谓的，但是大型庆典主持人还是有点光彩的好啊。

已经离这个圈子很远了，这次真的是出于对南方周末的喜爱的偶然的客窜，当然也是承蒙南周的厚爱，在南周开专栏，打过交道的编辑都是有趣的人。

睡不着想起听说的金星接机的事——要讲这个才爬起来写博客。

组委会接机的小朋友（像是刚毕业或没毕业的大学生）接到金星，说：“对不起，金星老师，车要晚到半小时。”金说没事，就到咖啡厅要了杯饮料。

刚坐下，小朋友说：“对不起，金星老师，车来了。”金说没事，一口气喝光刚点的饮料，跟小朋友走。

到了停车场，小朋友又接了一个电话，说：“对不起，金星老师，搞错了，车还要15分钟才能来。”

于是，金星在闷热的停车场里大汗淋漓地等了15分钟。

我听了这故事，忍不住大笑，现在还要笑，当然是没什么恶意，对金星的小小“不幸”遭遇还是同情的。

其实呢，这故事里接机的小朋友本人也没什么错，最多是信息传递有误，不是她的过错。而且可以想见，他不得不一次次说对不起的时候，是多么地尴尬和为难，但又没办法。

对我不熟悉的金星也因这个故事多了好感，她也没大怒、责怪小朋友，或耍个大牌什么的。

这事不大不小，如果要生气，也可以很生气；可如果尽管无奈，还是一笑置之，或至少平静接受，也是做得到的，结果当然要比发怒好得多——对自己，对接机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生活里每天都发生着一些并不是什么人的过错造成的、但让人遭受损失的事情。有的事情可以让人很生气，但是从理智上看，生气是于事无补的，甚至是最自己的惩罚；而一味指责并没有过错、或者犯的是人都难以完全避免的无心之失，首先是没用，其次是可能伤害不该伤害的人。

我们的夏令营签证还是出现了几个别的拒签——客户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同样的安排，同样的材料，绝大多数人通过了，极少数就是被拒了。

只能说，签证尺度还是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甚至工作人员也不是绝对不会犯错，尤其在高峰期每天处理大量申请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学生连查询码都被给错了，指纹也录错，后来又补，进入程序的时间比递交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周等等。

可是，除了探亲等少数签证类型，常见的签证类型，包括留学和旅游，都是不能上诉的，错了只能重新申请，但是重新申请我们夏令营的时间就来不及了，我们买了不能退改的机票、付了全部的学费、食宿、旅游等等，总之，到这个时候，所有要花的钱都花出去了，一个孩子不来了，学校还是同样要为预留的房间/床位付钱，也同样要付老师的报酬、同样要付包下的大巴的车费，总之，学校花出的钱不会因为有孩子没来而减少。一言以蔽之，所有的费用都发生了。

这个当然不同金星的故事，不仅笑不出来，哭的心都有。除了经济损失，还有被拒孩子的失望和难过、家长的焦虑与气愤，都让我和杜比同事们难以承受！可我们还是得不断地调节自己，接受现实；换句话说，只要是现实，就得接受。也只有心平气和，才能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面前不失去智慧，找到尽量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从损失中学习，把经济损失变成宝贵的经验，这是公司继续发展的财富；学会从损失里得到、从负面的现实里找到正面的意义，也是人生的财富。

明天我们第二拨夏令营学生赴英；后天是第三拨，再然后是第四拨。

祝愿我们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学员都能有个顺利、愉快、难忘的夏令营！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给予我们工作的理解与配合。活动结束后，希望我们都还是朋友，我们一直都会关注孩子，希望听到关于他们的所有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