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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3 17:31:57)| 分类： 阿弘的茶文学 |
○ 第五届禅茶文化论坛交流论文
释超全的《安溪茶歌》研究
周圣弘/陈双龙
（武夷学院人文学院，福建，武夷山，354300）
一、引
福建是中国乌龙茶的主要产区之一，有闽南乌龙与闽北乌龙两大品系。随着茶叶商品化的发展，乌龙茶带来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大。同时，学术界也兴起了一股乌龙茶文化研究的热潮。但是，由于欠缺可靠的文献资料，这些研究一直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学者们迫切渴望挖掘更多的、完整可靠的史料。清代僧人释超全的《安溪茶歌》，对研究闽南乌龙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展现明末清初福建乌龙茶文化以及揭示茶农生活等情况，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目前,涉及释超全生平研究的论文有两篇，即何丙仲的《阮旻锡与<夕阳竂诗稿>》和车萍萍的《阮旻锡<燕山纪游>考》。 何丙仲先生的《阮旻锡与<夕阳竂诗稿>》[1],通过对释超全生前遗留的《夕阳竂诗稿》的解读，推断释超全的生平事迹。车萍萍的《阮旻锡<</SPAN>燕山纪游>考》[2]，通过对释超全的《燕山纪游》的解读，考证释超全在京生活二十余年的生活情况。
涉及解读《安溪茶歌》的论文有三篇,即张永存的《读<安溪茶歌>有感》、庄晚芳的《从<安溪茶歌>试析溪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和巩志的《一宵茶话留千载——著名茶僧释超全与福建乌龙茶》。张永存先生的《读<安溪茶歌>有感》[3]，只是停留在茶歌表层含义的解读，没有深入揭露作者在其中所隐含的思想感情，也没有具体呈现其中的茶文化信息；庄晚芳的《从<安溪茶歌>试析溪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4]，主要是说明溪茶和岩茶的关系问题，并无涉及到太多其它信息；巩志的《一宵茶话留千载-著名茶僧释超全与福建乌龙茶》[5]，认为《安溪茶歌》呈现了当时安溪茶的种植和制作过程、武夷茶的出口现象及安溪茶农效仿武夷茶的制法等信息。
涉及引用《安溪茶歌》的文献资料比较多，如庄任先生的《乌龙茶的发展史与品饮艺术》和林英乔的《乌龙茶与阮旻锡》。庄任的《乌龙茶的发展史与品饮技术》[6]认为从《安溪茶歌》可看出漳、泉两府与武夷在创制乌龙茶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密切关系；林英乔的《乌龙茶与阮旻锡》[7]提到了《安溪茶歌》中呈现的种茶、制茶及茶叶出口等信息。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释超全《安溪茶歌》的文献较少，以往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安溪茶歌》的表层探讨，未能深入挖掘《安溪茶歌》的写作背景、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其中所隐含的茶文化信息。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对释超全的《安溪茶歌》做一个完整的研究。
二、释超全的生平述考与《安溪茶歌》的创作时间
（一）释超全的生平述考
1、地方史志对释超全生平的记载
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里有一段关于释超全的记载，曰：“阮文（旻）锡，字畴生。父伯宗，字一峰，世袭千户裔，夙居海上。幼孤，泛海求赢余以养母，母殁，躬负土石，与父合葬鹭门。生平寡言笑，绝交游，取与不苟，一裘三十年，一履五年，终身不衣帛。值峡江曾樱之丧，倾囊助之。闯贼陷京师，文（旻）锡方弱冠，慨然谢举子业。师事曾樱，传性理之学，患难与共……出览名山大川，北抵京华，拖处十数载。后乃逃于释氏，名超全，以教授生徒自给……年八十余卒。”[1]
《福建省·人物志》里也有：“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福建厦门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生。父伯宗，世袭千户之职……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白成农民军攻陷北京时，阮旻锡慨然放弃举子业，师事曾樱，传性理之学……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延平郡王郑成功在厦门设立储贤馆，阮旻锡和洪初辟、杨经等都人于馆中，成为郑成功的幕僚。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后，阮旻锡弃家隐避，奔走四方。康熙五年(1666年)人京都，前后逗留20余年。阮旻锡约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或三十三年(1694年)回到厦门。其时阮旻锡已人佛门，法名超全，以教授生徒自给……阮旻锡一生著述甚多，除《海上见闻录》外，还有《梦庵长短句》、《轮山诗稿》、《夕阳寮诗稿》、《燕山纪游》等20余种……阮旻锡约在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07—1715年)去世。”[2]
《武夷山市志》里也有关释超全的记载，曰：“释超全，俗姓阮，号梦庵，厦门人，本名吴锡，或旻锡，字畴生，从文忠公曾樱为学，随师助郑成功抗清。顺治八年（1651）清兵攻破厦门时，曾樱自尽殉节，阮旻锡冒死“出其尸”，葬于金门。料抗清无望，遍历山川后入居武夷山，自称轮山遗衲。著《海上见闻录》两卷、《幔亭游》诗文一卷。其中的《武夷茶歌》等诗文，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屡为学者们所引用。”[3]
钱海岳的《南明史》中也有记载：“阮旻锡，字畴生。同安人，世袭千户。幼孤，泛海学贾以养母。母殁，躬负土石与父合葬。北京之变，方弱冠，慨然去诸生，师事曾樱，传心性之学。又讲习风雅，旁及道藏、释典、兵法、医卜、方技之书，靡不淹贯。出游名山大川，北抵东华，托处十余年，后乃为武夷，曰超全，又曰大轮，以教授生徒自给。”[4]
2、专著中对释超全生平的记载
《洛阳桥古今诗词选》里有对阮旻锡的简短介绍，曰：“阮旻锡，字畴生，清同安人。明末世□，避居海岛，组织“泉山诗社”。后出览名山大川，晚年托身空门，课徒自给……年八十余终。[5]
《泉州历代名人传》曰：“阮旻锡，字畴生，同安人。明世袭次千户后裔，闯贼陷京，旻锡方弱冠，慨然谢平时业，夙居岛外，师事曾公樱，傅性理学，患难与共……出览名山大川，北抵京华，托处十数载，后乃逃于释氏，止教授生徒自给……年八十余终”。[6]
《厦门佛教志》曰：“释超全俗姓阮，名旻锡，字畴生，世居厦门。生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明末清初厦门名士。其父阮伯宗，字一峰，万历以后承袭嘉禾千户所百户。旻锡少年丧父，家贫，泛海经商，孝养其母，仍好学不辍。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白成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清兵乘虚入关，旻锡正当弱冠之年，眼见国破家亡，慨然舍弃举子业，后师事南明唐王小朝廷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十曾樱研习性理之学……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清巡抚张学圣侦知郑成功远出，派兵攻下厦门。十六日夜，曾樱自缢，旻锡与其友陈泰冒险背负曾樱尸体，偷渡出海，殓葬于金门岛上。康熙七年(1668年)，旻锡出游，踏遍名山大川，北抵京华，前后十数载。后遁入空门，落发为僧，法名‘超全’，晚年以教授生徒自给……所著有《夕阳寮诗集》、《诗论》、《诗韵》行世。三山林估评价他的诗作‘冲微澹远，一以正始为宗’。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元寂，世寿83岁。”[7]
《厦门经济特区辞典》中记载：“阮曼锡(1627～?)
3、释超全生平综述
前文关于释超全的生平记载，不管是地方志还是专著，都存在某些不足，如：《厦门志》中对释超全的描述“生平寡言笑，绝交游，取与不苟，一裘三十年，一履五年，终身不衣帛”。[1]这些描述与他生平广交好友不符，另外文献中把他进入郑成功的储贤馆做幕僚的那部分省去了，其他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笔者通过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定本》[9]、何丙仲的《千古英雄遗事业，等闲大海著微沤——阮旻锡与<夕阳竂诗稿>》[10]及各地方志，对释超全的生平综述如下：
释超全，俗名阮旻锡，字畴生，号梦庵，自称轮山遗衲或鹭岛道人。同安人（今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人）。根据《海上见闻录定本》序里的“岁丙戍六月朔日，八十叟轮山梦庵书”[9]，可知丙戍年也就是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阮旻锡刚好80岁，由此可计算出其生年应为明天启六年（1626年）。父伯宗，世袭千户，世居海上，其父早逝，有弟二，曾泛海经商以养家。母夙，躬负土石，与父合葬鹭门。甲申国变(1644年)，闯贼陷京，旻锡方弱冠，慨然放弃举子业。清顺治四年（1647年）郑成功起兵抗清，阮旻锡“亦常身践戎马之场”[9]，并且师从其父生前挚友曾樱，学习性理之学。
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兵攻破厦门，阮旻锡得知曾樱殉节而死，无人收殓，遂与陈泰等共同处理曾樱后事。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设储贤馆，储贤馆成员以“以前所试诸生洪初辟、杨经、阮旻锡……等充之”[11]。康熙二年(1663年)，清军攻占厦门，阮旻锡“迨海山破后，弃家行遁，奔走四方，留滞燕云二十余载” [9]，从此成为明末遗民。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七月，郑克塽降清，阮旻锡是年九月于燕山太子峪的观音庵出家为僧，法名释超全，后入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为茶僧，开始品茗悟道，教授生徒。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老归旧里（厦门），专心撰写《海上见闻录定本》。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加入创立于泉州的“清源诗会”。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海上见闻录定本》撰写完毕。其卒年不详，不过车萍萍的《阮旻锡<燕山纪游>考》里有记载“癸巳仲春上弦, 后学八十七叟轮山阮旻锡书于类村之回清亭”[12]，癸巳年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此时阮旻锡 87 岁，由此可推测阮旻锡应为1713年之后卒。
综合以上分析，再结合各地方志的说法“享年八十余”，可得出释超全的生卒年月大约是在1626年——1713年或1715年。因为如果超过1715年释超全就90岁了，这显然和各地方志有冲突。
阮旻锡知识渊博，堪称全才，其生年主要著作除《海上见闻录》外，还有《四书测》、《谈道录》、《读易阙疑》、《读佛法金汤》、《唐人雅音集》、《粤滇纪略》、《唐七言律式》、《杜诗三律》、《梦庵长短句》、《清源会诗篇》、《同和东坡韵诗》、《幔亭游稿》、《慧庵唱和》、《轮山诗稿》、《韵选》、《夕阳寮诗论》、《金刚经说》、《燕山记游》以及被称为传递福建乌龙茶文化第一手资料的《武夷茶歌》与《安溪茶歌》。
（二）《安溪茶歌》的创作时间
从释超全《海上见闻录定本》中的“庚戌春，老归旧里”[9]，可知释超全在康熙“庚戌春”，回到厦门老家。这里的“庚戌”，疑有误，前人考证后一致认为是“甲戌”年。“甲戌”年应为1694年，也就是说释超全在1694年回到厦门。回到厦门后，他除了撰写《海上见闻录定本》之外，还参加了“清源诗会”。
根据何丙仲先生的《阮旻锡与<夕阳竂诗稿>》，可知释超全在回到厦门后参加了创立于泉州的“清源诗会”，该诗会“始于己卯岁 (1699年 ) 仲冬，至辛巳 (1701年)孟春止。”[10]“清源”就是今日的泉州。“清源诗会”解体那年冬天正值释超全病起，他捡出自己的作品编为《清源诗会编》，作跋以存之。林佶在《清源诗会编》的序里写到 “比年来，予数过清源，与轮山阮君游，颇获与于唱酬。”[13]并且在序尾自署“康熙癸未清明后二日，鹿原林佶书于晋江学舍”[13]。这里的“康熙癸未年”应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由此可知在1699—1703年，近三四年间阮旻锡经常往返于厦门泉州之间，当然也不排除在泉州小住一两年。据此可以推测阮旻锡这段时间可能和“清源诗会”的成员在泉州及其周围一带隐居，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品茗论道。因此，阮旻锡很有可能在这个时期见证了安溪及泉州一带茶叶的发展状况，他极有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安溪茶歌》。
“清源诗会”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孟春止，是年冬，释超全病起，这与他在《安溪茶歌》中写的“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的情况前后呼应。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安溪茶歌》的写作时间大约是康熙四十年（1701年）冬季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三、《安溪茶歌》中呈现的茶文化经济信息
目前国内对茶文化还没有具体的定义，但多数学者认为茶文化应该包括茶叶的物质生产、流通活动和人类各种饮茶方式的精神内涵，包含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因此，下文将具体分析《安溪茶歌》中所呈现的茶文化信息。
清代《泉州府志·物产》中所载的《安溪茶歌》曰：“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粟粒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真伪混杂人聩聩，世道如此良可嗟。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仙山道人久不至，井坑香涧路途赊。江天极目浮云遮，且向闲庭扫落花。朝夕几焙茗香迷，无暇为君辨正邪。”[14]
诗歌的意思大致如下：位于福建东南部的安溪山多高耸峻峭，这里常年湿润适宜丛茶的生长。居住在这里的当地居民每年于清明时节采摘茶叶，廉价卖给普通百姓。近来漳州附近一带的居民在武夷山改进制茶方法，做出了紫毫、白毫两种成品茶，外国的商船年年前来大量收购，价格却全由官方定价。这时候安溪茶农开始模仿武夷岩茶的制法，先炒后焙，工艺没什么两样，真伪混杂，人们无法分辨，世道如此，让人感慨。可惜我的肺病日益加剧，只有饮用蔗浆茗茶才能有所缓解，可是又没人给他送来，自己去武夷山路途太遥远，只好委屈自己将就下安溪人所炒的武夷岩茶了，也懒得为你去分辨真假了。
《安溪茶歌》里包含的茶文化信息有：安溪茶叶生长的生态环境以及所植茶叶的品质；安溪茶的制作情况及茶农的生活状态；当时茶叶的销售情况；安溪的制茶技艺是效仿武夷岩茶的制法；茶叶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治病功能等。
（一）茶歌呈现了安溪茶叶生长的生态环境及茶叶的品质
“安溪之山郁嵯峨，其阴长湿生丛茶。”显示了安溪茶叶生长的生态环境及茶叶的品质。
福建安溪县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戴云山脉的东南坡，这里丘陵山地多，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40多座，常年湿润温和，全年平均气温20度左右，无霜期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具备了茶叶生长的先天条件。当地有一出家喻户晓的高甲戏《桃花搭渡》，唱到“深山出好茶，东海出龙虾”。“深山出好茶”，是因为高山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太阳的直射光线少，昼夜温差大，茶叶的光合作用强，这样的环境有利于茶叶有机物质的形成。正如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中说到的“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15]。也难怪古人会说“自古高山出好茶”，安溪山正好满足茶叶的这种喜阳耐阴的生长环境。遗憾的是诗歌中没有提到安溪何时开始植茶。
由当地史料得知安溪置县逾千年，周时为闽越地，秦时属闽中郡，汉初属会稽郡，三国时属吴之建安郡，晋代为晋安郡，隋唐时为南安县地，唐咸通五年（864年）置小溪场，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设清溪县，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名安溪县。据说五代时期的詹敦仁参访清水岩时所做的《龙安悟长老惠茶，以此作简》为安溪留下了史载最早的茶诗，其诗云：“泼乳浮花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宿酲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由此可知安溪早在唐五代就开始产茶了。
据说当年詹敦仁所访的清水岩至今仍然存在于安溪的蓬莱山上，依附清水岩而建的寺庙建于北宋元丰六年，那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亭台楼阁，在空中鸟瞰犹如一个“帝”字型，故安溪人亦称这里为“蓬莱仙境”。此地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客、僧侣道士等人到此吟诗作赋、参禅悟道。可见，在安溪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僧侣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为何安溪种植的是“丛茶”呢？这里的“丛茶”，按《中国茶事大典·艺文》中的说法是指灌木型茶树。但由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的“茶之名有七:一曰白叶茶……三曰早茶，亦类柑叶，常发先春，民间采制为试焙者……七曰丛茶，亦曰集茶，丛生，高不输尺，一岁之间，发者数四，贫民取以为利。”[15]可知，“丛茶”乃茶之下品，质量最差。可见当时安溪虽有植茶但却不懂植茶规律， “丛茶”的质量并不好，只有那些贫穷的茶农会“取以为利”。据了解在当时只有达到“早茶”以上规格的茶才能作为贡茶，“丛茶”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上流社会，只能为贫穷百姓所接受，给他们枯燥贫苦的生活增添些许的乐趣，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因此，种植“丛茶”的贫苦茶农便受到了歧视，当时就有“山中种茶一百顷，不如山下数亩田”之说。
（二）茶歌显示了安溪茶的生产情况及茶农的生活状态
由“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可知，当时安溪茶农在每年清明时节开始采摘茶叶，但所采摘的茶叶是制成何种成品茶呢？
张永存先生在《读<安溪茶歌>有感》[16]中认为安溪茶农在清明时节所采之茶条形翠绿紧密，是制作“绿茶的上品”。其实按张永存先生所说的“绿茶的上品”是指“三前茶”中的“明前”（清明前）茶。历代茶叶专家都知道一个道理“茶贵新”，故有“社前、明前、雨前”三中新茶，也称“三前茶”。唐朝诗僧齐己《茶诗》云：“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意思是说茶以采制于"火前"为名贵，诗中的“火前”即为“明前”。如果安溪当时“贵”新茶又为何会“贱卖”呢？因此笔者认为安溪茶农在清明时节所采之茶只是普通的绿茶茶青，而非张永存先生所指的“绿茶的上品”。
茶界元老庄晚芳在《从<安溪茶歌>试析溪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17]中认为，安溪茶农在清明时节采摘的嫩叶与现在的绿茶标准很相似，但不同于现在的溪茶。现在的溪茶制作工艺是闽南乌龙茶制作工艺的典型代表，而那时候的溪茶制法就是绿茶的制法，还没有发展成今天乌龙茶的制法。再根据乌龙茶的采摘季节为谷雨后夏至前，与茶歌中溪茶的采摘时间相差一个节气，可以推断在释超全创作《安溪茶歌》之前安溪所产之茶是绿茶而不是乌龙茶。
嘉靖壬子（1552年）版的《安溪县志》瑞章总论曰：“茶乃南方嘉木，叶如桅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棕榈子……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18]这里的“常乐”里是指安溪县东北八十里，旧时为十四都；“崇善”里指安溪县东北四十里，旧时为十八都。因此由“瑞章总论”可知在明嘉靖年间安溪所产之茶在市面上已经很流行了，这种情况与茶歌中的“供万家”情况相符合，可是售价为何“甚贱”呢？
修撰于1763年的《泉州府志》载：“按清源茶旧甚著名今几无，有南安英山及他处所产不多,唯安溪产盛，然亦非佳品也。”[19]由此得知当时安溪所产之茶由于制茶技术的限制，所产的茶叶质量并不好。再根据庄晚芳先生的推断，嫩叶在采摘下来后或被直接晒干，或用锅炒干，加工成本低，故有“为价甚贱供万家”之说。
其实除了茶农的制茶技术差，加工成本低而“贱”卖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溪当时普遍种植的是“丛茶”。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载“茶之名有七:“七曰丛茶，亦曰集茶，丛生，高不输尺，一岁之间，发者数四，贫民取以为利。”[15]排在末位的“丛茶”，作为当时安溪茶农的主要经济来源，可见当时安溪的经济不如沿海城市发达，茶农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处于当时社会的底层，在生活中倍受歧视。如果不引进其他茶叶品种和制茶工艺，他们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
（三）茶歌描述了当时茶叶的销售情况
“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粒栗芽。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显示了当时武夷岩茶在厦门港口的畅销情况，为溪茶效仿武夷岩茶提供了条件。
巩志的《中国乌龙茶》里有这样一段话“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记载：‘17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运输茶叶经爪哇转口销往欧洲，起初运销的茶叶为日本绿茶，不久即改为中国武夷茶。此后，英国人也到中国福建厦门采购武夷茶。当时伦敦市场上，只有价格昂贵的武夷茶，而无其他茶类。英国人对武夷茶特别感兴趣，最早的茶叶文献上的‘Bohea’一词，即译为武夷茶。’” [20] 再根据梁章钜在《归田琐记》中所说的“沿至近日，则武夷之茶，不胫而走四方，且粤东岁运藩舶，通之外夷。”[21]可知武夷岩茶在当时广受西方国家的欢迎，不仅从厦门港口出口，也从粤东一带出口到欧美国家。
早在17世纪初，武夷茶就作为主要的出口产品从厦门港口运至欧洲各国，广受欧美国家的欢迎，茶叶供不应求，茶叶价格由当时官方的“牙行”决定。茶歌中所谓的“官牙”就是中国近代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评定商品质量、价格的中间商，其功能和今天的“中介”类似。当时郑成功能“以两岛蛋丸之地，奉遗明正朔，而控天下之兵”[9]且有足够的财力对抗清廷，很大一部分原因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而在对外贸易中茶叶的出口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从这方面看《安溪茶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于外国商人对茶叶的需求量增加，导致武夷岩茶供不应求。在金钱与生存的驱动下，安溪茶农开始效仿武夷岩茶的制作方法，炒焙兼施，冒充武夷岩茶，扰乱茶叶市场。但是对于曾经在武夷山居住过并亲自参与过岩茶制作过程的释超全来说还是可以鉴别出来的，从而发出了“真伪混杂人聩聩，世道如此良可嗟”的感慨。
从茶歌表面上来看，释超全似乎是在表达对安溪茶农仿造武夷岩茶来扰乱茶市的愤慨，其实是表达了释超全对茶农们迫于生计而效仿武夷岩茶的无奈与感叹，无意间流露出了他对百姓生活的担忧和对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
（四）茶歌呈现了溪茶效仿武夷岩茶的情况
“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显示了安溪茶农效仿武夷岩茶的制法，但其所模仿的是哪一种茶呢？
王梓的《茶说》里有这样一句话“邻邑近多栽植，运至山中及星村墟市贾售，皆冒充武夷。更有安溪所产，尤为不堪”。[22]可见当时安溪茶产量不小，但都是模仿武夷岩茶的制法。《归田琐记》亦云：“武夷九曲之末为星村，鬻茶者骈集，交易于此，多有贩他处所产，学其焙法，以赝充者，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辨也。”[19]可知当时武夷岩茶非常畅销，已经成为各方竞相模仿的对象，且模仿技术精湛，可见茶歌所讲的是事实并非捏造。
当时安溪茶农所效仿的“既炒又焙”的制法又是哪一种茶的制法呢？陆廷灿的《续茶经》里用了王复礼《茶说》中的一段话：“松萝、龙井皆炒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23]这里的“半青半红”、“既炒既焙”都与现在的乌龙茶制法一致。由史料可知早期的武夷茶是在引进安徽休宁的松萝制法后，再加上后期的自我创新，才发展成今日的武夷岩茶，属于乌龙茶的范畴。
茶界元老庄晚芳先生在他的《从<安溪茶歌>试析溪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中认为当时溪茶的制法有可能是效仿武夷岩茶的制法，先是晒青,后又经过摇青、做青等,待香气将挥发之时取之入锅杀青,也就是炒青,再经过炒揉后烘焙干燥而成“生茶”(也就是毛茶,又称青茶 )。[17]文章中所说的“青茶”也就是当下人们对乌龙茶的俗称。由此可知，当时安溪茶农所模仿的武夷岩茶的制法就是乌龙茶制法。
（五）茶歌显示了茶叶的养生保健功能
“吾哀肺病日增加，蔗浆茗饮当餐霞。”显示了茶叶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功能。
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为提神，夜不能寐，有益静思；二是帮助消化，整日打坐，容易积食，喝茶可以助消化；三是使人不思淫欲。”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茶有提神，助消化，静心的功效。
唐朝的刘贞亮曾提出“茶之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可见在唐朝时期人们就懂得靠饮茶品茗来达到保健养生的效果。其中饮茶品茗还涉及茶与人生，茶道等等。
据研究，乌龙茶茶叶中具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及有机化合物，这些都是人体所必需的，因此饮茶品茗有益于身体健康，很受人们欢迎。
通过解读诗句可知释超全在患肺病后，十分渴望“琼浆玉露”，也十分怀念在武夷山与人品茗论道、参禅悟道的日子，流露出了对自己对乌龙茶的喜爱。
四、从《安溪茶歌》与《武夷茶歌》看溪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
《武夷茶歌》为《安溪茶歌》的姐妹篇，同是出于释超全之手，至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这两首诗歌之间的关系。《武夷茶歌》是释超全还没有回到厦门之前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为茶僧时所作，《武夷茶歌》里的“凡茶之产视地利，溪北较厚溪南次……凡茶之候视天时，最喜天晴北风吹。苦遭阴雨风南来，色香顿减淡无味。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如梅斯馥兰斯馨，大抵焙时候香气。鼎中笼上炉火温，心闲手敏工夫细”[24]，经考证与现在乌龙茶制法的要求几乎一样，因此被茶界公认为传承乌龙茶制作工艺的第一手资料。
《武夷茶歌》中谈到了闽南人的贡献，如“近时制法重清漳，漳芽漳片标名异”，而在他回到厦门后所著的《安溪茶歌》里亦有一句“迩来武夷漳人制，紫白二毫粒栗芽”。这里的“清漳”、“漳人”应该是指同一类人。谢继东先生在他的《乌龙茶和功夫茶艺的历史浅探》[25]中认为“清漳”是漳州府的雅称，而笔者认为茶歌里的“清漳”应该是指两个地方的人，“清”应该是指泉州人或者安溪人。因为古时候泉州因地处清源山脚下故也称“清源”，而安溪因在五代后周显德二年至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以小溪场和增割南安近地正式置县,以境内溪水清澈之意命名为清溪县，后来到了宋宣和才改名安溪县。释超全自己在《旅怀一百韵》中也曾提到，“明年春，移居清溪今（安溪）坂头”[8]，可知释超全在诗歌中所写到的“清”应该是指清溪，即今日的安溪县。
“漳”应该是指漳州人，因为据说在明中叶，从漳州海澄月港出口的茶叶年销量达上百吨,最多一年达 300吨，居全省之冠。在当时漳州出口茶叶的数量巨大，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那些茶商纷纷派漳州当地人去武夷山监督茶叶的生产，那些被派去监督茶叶生产的漳州人也慢慢学会了武夷茶的制作方法。由于地域差异，漳州茶商更信任漳州人，就让来自漳州的茶工制作武夷茶，故有“迩后武夷漳人制”之说。
再根据茶界元老庄晚芳先生的观点，“漳人”是指一类人，或是漳平人，或是漳平下属州县的人，由此可以得出“清漳”、“漳人”应该是包括闽南一带所有到武夷山打工的茶工或茶技师。
武夷山向来为三教九流栖息之所，清初天心永乐禅寺至少有释教徒一百余人，尤以闽南生徒居多，而“武夷造茶，又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这些怀揣乌龙茶制作技艺的闽南僧侣待世道平稳之后回到家乡，把武夷岩茶的制茶技术也带回家乡，故形成今日闽南的乌龙茶制法。
因此从《武夷茶歌》与《安溪茶歌》来看，现在的溪茶制法应该是学习模仿武夷岩茶的制法，这种制法是通过去武夷山的茶工、茶技师和僧侣传播的。可见诗人在写作这两首茶歌时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呈现出对安溪茶的贬多褒少。
五、《安溪茶歌》中作者思想情感的呈现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安溪茶歌》是释超全对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真实写照，其中包含的思想情感复杂多样，作者在有意无意中的流露，让笔者有心对其一探究竟。
释超全作为明朝遗民，在明清两朝交换之际，在历史的夹缝中艰辛地生存。他在创作时总能恰到好处地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如《安溪茶歌》中的“居人清明采嫩叶，为价甚贱供万家”，这句诗表面上是在介绍茶农采摘茶叶的季节和售价的情况，但在无意间流露出了他对茶农艰辛生活的同情和对茶农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慨。
纵观释超全的一生，他作为遗民或“遗民诗僧”的时间要比他参与郑成功抗清斗争的时间长得多，但是无论身在何处，维护明朝正统，一以正始为宗的情结始终贯穿其作品之中。如在《安溪茶歌》中，他对溪茶仿武夷岩茶从而扰乱茶叶市场，感到很愤慨。在他看来武夷岩茶才是正宗的乌龙茶，溪茶只是赝品。这与他心中明朝是正，清朝是邪的情结是一样的。
释超全在《安溪茶歌》中所流露的思想感情，既有对茶农生活的同情与担忧，也有对溪茶扰乱茶叶市场的愤慨与无奈；既有对正统岩茶的推崇，也有对溪茶的贬责；既为茶叶畅销感到欣喜，又大赞茶叶的养生功能。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忧国忧民而不失理智的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茶叶的制作、交易过程中的艰辛。
六、《安溪茶歌》对福建乌龙茶文化的贡献
《安溪茶歌》是一首歌行体的即事感怀诗，释超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世人如实展现了明末清初茶叶经济的状况、茶农的生活情况、闽南乌龙茶与武夷岩茶的关系等。对《安溪茶歌》研究不仅仅是对其本身所包含的茶文化信息的展现，也是对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的展示，更是对作者自身所流露出来的情感的解读。
巩志先生在他的《一宵茶话留千载——著名茶僧释超全与福建乌龙茶》中认为“安溪茶农仿效武夷茶的制法，既炒又焙，异军突起，达到与之难辨的地方，为清初安溪乌龙茶的兴起提供了史实”[26]。《安溪茶歌》不只是一首诗歌，还是研究安溪乌龙茶发展过程的可靠史料，再次证明了文史哲不分家的道理。
从《安溪茶歌》中我们知道，闽南一带的茶工为闽南茶叶彻底突破千年的传统制茶模式，从武夷山引进乌龙茶制法，从而形成了具有闽南特色的乌龙茶。我们应该感谢闽南一带的茶工、茶技师和僧侣为闽南乌龙茶的崛起以及乌龙茶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安溪茶歌》保存了闽南一带茶工效仿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发展乌龙茶的证据，对福建乌龙茶的发展和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27]。为了把茶叶卖给“西洋蕃舶”他们用“溪茶仿岩茶”，既加大了茶叶的出口量还将武夷岩茶乃至福建乌龙茶文化传播到了台湾、欧美等国家，开拓了国际市场。
《安溪茶歌》的发现，为证明武夷岩茶乃乌龙茶鼻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发展和宣传福建乌龙茶文化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广作用，为福建的特色旅游产业注入了新的活水，促进了福建茶叶经济的发展。
七、结
《安溪茶歌》作为一首歌行体的即事感怀诗，既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的高度融合，又是诗人生活与感情的诗化。作为一则被诗化的茶文化史，《安溪茶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信息：首先，它再现了安溪茶叶的种植、生产、销售情况；其次，它展现了安溪乌龙茶的发展史；再次，它揭示了明末清初茶叶交易过程中真伪混杂的一面；最后，它透露出当时茶农生活的艰辛。茶歌中也饱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既同情贫苦的茶农，又对溪茶扰乱茶叶市场感到愤懑；既推崇正统岩茶，又贬责溪茶；既为茶叶畅销感到欣喜，又大赞茶叶的养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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