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之是与“虚构”之非

文/涂国文

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其杰出的“非虚构”文学创作成就摘取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后，“非虚构”顿时成为一个世界性文学热词，特别是在中国，更是令“非虚构”文学创作者们欢欣鼓舞，誉之为“‘非虚构’写作的胜利”。

中国是个缺乏“非虚构”文学传统的国度，自古以来，盛行和被推崇的是一种书斋式的“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一直居于文学的边缘，甚至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尽管20世纪末也曾有过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一度辉煌，但不久即复归沉寂。近年来，以学者梁鸿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写作者，以其轰动文坛的丰硕创作成果，将“非虚构”文学，重新拉回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视线中。

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虚构”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所建立的功勋，自不待言；其为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情感陶冶，亦毋庸赘言。然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面对亘古未有的中国社会之变局，面对不知比文学精彩多少倍的现实生活，“虚构”开始显露出一种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尴尬。

“虚构”之非，于今而言，主要有四：一、冷静态的书斋想象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的疏离，“热度”不够；二、梦幻态的书斋想象对生活真相的遮蔽，“真”度欠缺；三、悬浮态的书斋想象对现实挖掘的乏力，“深度”不够。四、模糊态的书斋想象对生活细节的失察，“精彩度”不够。一句话，“非虚构”的生活远比“虚构”的文学更精彩。

“非虚构”文学的红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消费时代到来之后，“假”字横行的社会语境，使得“虚构”也被很多人视为“虚假”的代名词。尽管这是一种对“虚构”文学的深重的误解，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渴望真实、渴求真相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非虚构”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对由于时代的锈蚀而造成的“虚构”文学真实性的部分扭曲和缺失，作出了有力的矫正和修补。

时代呼唤“非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与传统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社会写实类文学，是同一畦文学芳圃中开出的色彩不同的花朵。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比，“非虚构”更指向“人本”，更注重创作者写作意志的独立性和田野调查能力，更强调个人视角和直击性、现场性、实证性，更直面苦难、直面真相，对社会事件的介入更深，因而更容易引发人性的共鸣。

“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由来就是文学这只美丽蝴蝶的双翅。二者对立统一，不可割裂，互相纠正，相辅相成。“虚构”文学更多地体现美，而“非虚构”文学更多地体现力。“虚构”文学为“非虚构”文学提供艺术标准，“非虚构”文学为“虚构”文学贡献精神范本。

“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界限原本是并不显豁的。只是到了当代，由于社会的急遽变化，生活的气象万千，使得“虚构”文学一时难以招架，“非虚构”文学才凸显出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然而，“虚构”毕竟是文学的“道统”，“非虚构”作为一种补充性资源，它可以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扮演为文学纠偏的角色，却不可能撼动和取代“虚构”文学的主角地位。

“虚构”是一切文学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所有“非虚构”文学，都必须借助“虚构”文学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标准来达成或完成自己。绝对“非虚构”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同理，“非虚构”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最高追求。“非虚构”文学所矗立起的真实性丰碑，永远是一切“虚构”文学的行为圭皋。一切“虚构”文学，皆由“虚构”这一创作方法起步，而登顶“非虚构”的思想之巅。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虚构”的，但其在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本质的揭示上，达到了最大的真实，或曰最大的“非虚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锌皮娃娃兵》是“非虚构”的，但它们同样运用了诸多“虚构”手法。

论“非虚构”之是，意在彰显“真实”；说“虚构”之非，同样意在反证“真实”。

（2015,10,11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