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墨东山

文/涂国文

 

一

 

南宋淳熙五年（1178）夏日的一个血色黄昏，江西省余干县信河（后称信江）沙港渡口，两个背负行囊、风尘仆仆的壮年汉子，静静地伫立在江边，等候渡船从对岸划来。

 

他们来自余干县政新乡（今江西万年）。其中一个叫柴元裕，四年前，他乡试考中解元，一时名闻乡里，后试礼部不售，遂无心于仕途，在家乡柴源村创办“松岗书舍”，招授生徒，著述经传，四方从游者达数百人之多。另一个叫曹建，柴元裕志同道合的同乡好友。

 

早些天，他们得知消息，当代理学大儒、祖籍歙州婺源的朱熹先生来到余干，在县城冠山中峰的东山书院设坛讲学。两人大喜过望，决定一起前往投师。经过几天的筹备，这天一大早，他们就从家乡动身，向县城进发，过城厢、齐埠、古埠，八十多华里的路程，一路走走停停，终于赶在天黑前，来到了沙港渡口。

 

目标在望，两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刻，如泼的夕晖把信河染成一条红河。远处的冕山像一幅展开的长卷，在江上蒸腾的暑汽中漂浮；更远处崛踞县城中央的冠山，泊着一轮血红的落日，像一头顽皮的江豚，头顶着一个圆球在嬉戏。

 

渡船终于来了。两人健步跨上渡船，驶入夕阳中……

 

二

 

冠山东峰的云风堂。赵汝愚和从弟赵汝靓这两个东山书院的创办者，正与朱熹一起，一边品着茶，一边切磋着理学要义。茶是朱熹自福建带来的大红袍，水是取自冠山脚下的越溪之水。唐朝茶圣陆羽尝来余干，在冠山凿石为灶，取越溪水煎茶，留下“仙人茶灶”的遗迹。

 

赵汝愚是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七世孙，祖籍余干，祖父赵不求在宋建炎间移居崇德洲钱（今浙江桐乡洲泉镇），赵汝愚即出生于洲钱。宋绍熙年间，赵不求监余干酒税，赵汝愚随祖父回余干，始居余干县城东隅赵家岭。赵汝愚于乾道二年（1166）考中进士第一，因属皇室宗亲未授状元，先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转运判官，入为吏部郎兼太子侍讲，之后又升为秘书少监兼代给事中，继而擢升为吏部尚书。

 

赵汝愚与朱熹是交情深厚的老朋友，两人都志在弘扬理学，期盼“得君行道”，同声相求，灵犀相通。是年赵汝愚之父——时任修武郎、江西兵马都监的赵善应去世，赵汝愚从京城回家奔丧，朱熹闻讯前往余干吊唁，赵汝愚、赵汝靓兄弟由此萌生聘请朱熹为子弟传学的念头。感动于好友的盛情相邀，朱熹慨然应允。

 

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的消息不胫而走，饶州、信州、歙州三州的学子们纷纷慕名前来求学。赵汝靓和赵汝愚的长子赵崇宪、五子赵崇度也投于朱熹门下，叔侄三人同时成为朱熹的入室弟子。12年后，24岁的青年俊彦赵崇宪以进士对策，擢甲科，最后官至户部尚书；27年后，赵汝靓也高中进士，官任荆湖北路通判。

 

三

 

书院的生活是极其苦寒的。年近半百的朱熹自负所学，矜今傲人，他不仅对自己要求极严，对门下弟子也苛责甚酷。弟子们仰慕老师的道德文章，发愿要学得老师的全部学问，唯有更加谨小慎微、勤勉向学。

 

好在襟山带湖、巉岩突兀、古木参天、风景如画的冠山，为这些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供休憩的去处。课余餐后，柴元裕、曹建和同窗们常常三五一群，来到位于冠山东峰始建于唐代的干越亭下，沐浴着清朗山风，游目骋怀，俯瞰山脚下被越溪环绕的琵琶洲，静听波涛拍岸、渔唱声声。间或从冠山中峰的昌国寺，飘来几缕悠远的钟声，将他们淤壅的心胸，涤洗得无比澄明。

 

冠山西峰有一龙池，池水渗自山崖，水质清冽，不绝如缕，终年不涸。朱熹常来此池涤笔洗砚，并取池水磨墨作书。久而久之，一池清水，变成了一块墨玉。每当月临龙池，似有一个墨玉做成的底座，上面托着一块白璧，煞是美丽。这个墨池，也成为了柴元裕、曹建和诸学子们秉烛夜游的一个去处。

 

四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绍熙五年（1194）。是年6月，太上皇孝宗崩，长期与父失和的光宗称病拒绝主持丧事，朝野震惊，政局动荡。危难时刻，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派遣知阖门事韩侂胄进宫请吴太皇太后懿旨，逼光宗内禅，立光宗次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赵汝愚因定策扶危之功，升为右丞相。随之，朱熹在赵汝愚的大力荐引下，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帝王之师。

 

韩侂胄自恃拥立新皇有功，多次要求赵汝愚给予节度使的封赏，遭到拒绝。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邀功请赏！”韩侂胄怀恨在心，依仗自己是太皇太后的侄儿和宁王皇后之叔的特殊身份，以宗室为相不利社稷为由向宁王进谗言。赵汝愚不久被贬，黜为宁愿军节度副使，知福州，继而迁居永州。赵汝愚行至衡阳时，因郡守钱鍪携私怨屡加刁难，忧愤成疾，暴卒于衡州，终年57岁。时为宁宗庆元二年（1196）正月。

 

为了排除异己，搬掉赵汝愚的同时，韩侂胄也把魔手伸向了朱熹和他的理学。这时，位居平章军国事之高位的他，指示朱熹的夙敌沈继祖和胡紘联合向宁王上了一道奏折，指责朱熹理学“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并列举朱熹的种种“罪状”和“丑行”，必欲致朱熹于死地而后快。青年皇帝宁宗平日早就受够了朱老师的言辞督责，很快一道圣旨下达：朱熹落职，党羽一律抓捕、罢官。是谓“庆元党禁”。

 

庆元二年五月，赵汝愚之子赵崇宪千里扶柩，将父亲的遗骸迎回余干。

 

五

   

一代名相赵汝愚，终于归葬故里。消息传出后，赵汝愚的生前好友张栻、吕祖谦、汪应辰、胡铨等人，以及柴元裕、曹建等众多东山书院昔日的弟子们，不惮“伪学党禁”之祸，纷纷前来吊唁。这时，已黜居福建崇安的朱熹听到讣告后，不顾有病在身，不辞路途遥远，再次来到余干，凭吊赵汝愚这位政治上的同盟者、思想上的同道者和生命的知己。

 

仲夏的冠山，一缕缕凉风夹杂在一股股暑气中，在林间游动。遭遇“党禁”之祸后，东山书院停办已有一段时日，人去馆空，檐墙颓败，蛛丝蒙尘，一派萧肃。世事无常，物是人非。想起18年前自己来东山书院讲学三年时的繁盛景象，一代大儒朱熹心中悄怆，热泪泫然。此时，一个决定在他心中已暗自生成：复馆讲学，重开书院，以此作为对挚友赵汝愚最好的纪念。

 

朱熹的决定，得到了赵汝靓、赵崇宪叔侄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了柴元裕等书院故徒们的热烈响应。劫后余生，书院重光。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传遍了赣鄱大地，一时间，四方名士纷至沓来，人数达百计。柴元裕的从子、青年柴中行来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程端蒙来了，连年逾古稀的洪迈也来了……

 

朱熹一边讲学，一边在云风堂潜心注释《离骚》。他心无旁骛，呕心沥血，把他的孤愤、他的绝望、他对屈原的景仰、他对赵汝愚的知遇之情，一起熔铸到他生命的绝唱《楚辞集注》中，熔铸到他对屈原形象的塑造之中。在东山书院，他又度过了三个年头的时光。庆元四年（1198），由于韩侂胄加紧了对理学门徒的迫害，朱熹不得不再次告别余干，告别东山书院，黯然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六

 

朱熹两度在东山书院开坛讲学，广收门徒，开一代儒风，使得余干文风炽盛，人才辈出。此后，余干就形成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号召的学术圈，史称“余干之学”。 余干一时成为理学名区，享有“人文之盛甲江南”之誉。

 

东山书院及朱熹讲学的教化之功，影响深远。在它的哺育下，一批批理学大师、文学名家和朝廷重臣，次第涌现，灿若星河：赵汝靓、赵崇宪、赵崇度、柴元裕、曹建、柴中行、柴中守、柴中立、李伯玉、饶鲁、刘伯正、张遐、张吉、胡居仁（余干），洪迈、陈文蔚、程端蒙（鄱阳），吴绍古、汤汉、汤中，汤巾（余江），董铢、王过、程珙、董梦程、董鼎、沈贵珤、余芑舒（德兴），胡一桂、胡炳文（婺源），金去伪（浮梁），谢枋得（弋阳）……

 

柴元裕追慕朱熹之学，两度入学东山书院。他回到柴源村后，继续在松岗书舍课徒、著述，培养了汤汉（后任工部尚书）、李柏玉（后任礼部尚书）、朱藐孙（后任吏部尚书）、柴中行（后任国史修撰）、饶鲁（后任饶州府教授）等一大批理学和政坛高足。他治学主张以“穷理尽性”为本，著述甚丰，著有《尚书解》《易系辞说》《春秋解》《论语解》《中庸大学说》《史评》《宋名臣传》等。曹建晚年继续游学于朱熹门下，朱熹授以“无妄”之名，因而人称“无妄先生”。

 

宋代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书院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也是江右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同时，它也是我的故乡干越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宋代出现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这样著名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在中华文明的画卷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江西余干的东山书院，是从这支画笔上溅起的一滴逸墨，是敲在宋代书院文化画卷上的一枚玲珑的闲章。正是有了它，中国书院文化的画卷，气韵才变得灵动飘逸起来……

 

 “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

                                                   ——王十朋（宋）

                                                                                     （2014．7．70晚于杭州）

 

逸墨东山

文/涂国文

 

南宋淳熙五年（1178），余干冠山东峰的云风堂。东山书院创办者赵汝愚和从弟赵汝靓，正与朱熹一起，一边品茗，一边切磋着理学要义。茶是朱熹自福建带来的大红袍，水是取自冠山脚下的越溪之水。唐朝茶圣陆羽尝来余干，在冠山凿石为灶，取越溪水煎茶，留下“仙人茶灶”的遗迹。

 

赵汝愚是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七世孙，他与朱熹是交情深厚的老朋友，两人都志在弘扬理学，期盼“得君行道”。是年赵汝愚之父赵善应去世，赵汝愚从任所回家奔丧，朱熹闻讯前往余干吊唁，赵氏兄弟由此萌生聘请朱熹为子弟传学的念头。感动于好友的盛情相邀，朱熹慨然应允。

 

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的消息不胫而走，饶州、信州、歙州三州的学子们纷纷慕名前来求学。

  

年近半百的朱熹自负所学，矜今傲人，他不仅对自己要求极严，对门下弟子也苛责甚酷。弟子们仰慕老师的道德文章，发愿要学得老师的全部学问，唯有更加谨小慎微、勤勉向学。

 

好在襟山带湖、风景如画的冠山，为这些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供休憩的去处。他们常常三五一群，来到位于东峰的干越亭下，沐浴着清朗山风，游目骋怀，俯瞰山脚下被越溪环绕的琵琶洲，静听波涛拍岸、渔唱声声。间或从冠山中峰的昌国寺，飘来几缕悠远的钟声，将他们淤壅的心胸，涤洗得无比澄明。

 

冠山西峰有一龙池，池水渗自山崖，水质清冽，不绝如缕，终年不涸。朱熹常来此池涤笔洗砚，并取池水磨墨作书。久而久之，一池清水，变成了一块墨玉。每当月临龙池，似有一个墨玉做成的底座，上面托着一块白璧，煞是美丽。这个墨池，也成为了诸学子们的一个去处。

  

转眼到了绍熙五年（1194）。是年6月，孝宗崩，长期与父失和的光宗称病拒绝主持丧事，政局动荡。危难时刻，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派遣知阖门事韩侂胄进宫请太皇太后懿旨，逼光宗内禅，立光宗次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赵汝愚因匡扶之功，升为右丞相。随之，朱熹在赵汝愚的荐引下，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为帝王之师。

 

韩侂胄自恃拥立新皇有功，多次要求赵汝愚给予节度使的封赏，遭到拒绝。韩侂胄怀恨在心，依仗自己是太皇太后侄儿的特殊身份，以宗室为相不利社稷为由向宁王进谗言。赵汝愚不久被贬，黜为宁愿军节度副使，知福州，继而迁居永州。赵汝愚行至衡阳时，因郡守钱鍪携私怨屡加刁难，忧愤而卒。

 

为了排除异己，韩侂胄又指示朱熹的夙敌沈继祖和胡紘联合向宁王上了一道奏折，指责朱熹理学“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并列举朱熹的种种“罪状”和“丑行”，必欲致朱熹于死地而后快。很快一道圣旨下达：朱熹落职，逐出京城。是谓“庆元党禁”。

 

庆元二年（1196）五月，赵汝愚之子赵崇宪千里扶柩，将父亲的遗骸迎回余干。

 

一代名相赵汝愚，终于归葬故里。消息传出后，赵汝愚的生前好友以及众多东山书院昔日的弟子们，不惮“伪学党禁”之祸，纷纷前来吊唁。这时，已黜居福建崇安的朱熹听到讣告后，不顾有病在身，再次来到余干，凭吊赵汝愚这位政治上的同盟者、思想上的同道者和生命中的知己。

 

仲夏的冠山，一缕缕凉风夹杂在一股股暑气中，在林间游动。遭遇“党禁”之祸后，东山书院停办已有一段时日，人去馆空，一派萧肃。想起18年前自己来东山书院讲学时的繁盛景象，一代大儒朱熹热泪潸然。此时，他心中已暗自生成一个决定：复馆讲学，以此作为对挚友赵汝愚最好的纪念。

 

劫后余生，书院重光。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传遍了赣鄱大地，一时间，四方名士纷至沓来，人数达百计。

 

朱熹一边讲学，一边在云风堂潜心注释《离骚》。他心无旁骛，把他的孤愤、他的绝望、他对屈原的景仰、他对赵汝愚的知遇之情，一起熔铸到他生命的绝唱《楚辞集注》中，熔铸到他对屈原形象的塑造之中。

 

庆元四年（1198），由于韩侂胄对理学门徒迫害的加剧，朱熹不得不再次告别东山书院，黯然回到福建建阳家中。

 

朱熹两度在东山书院开坛讲学，广收门徒，开一代儒风，使得余干文风炽盛，人才辈出。此后，余干就形成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号召的学术圈，史称“余干之学”。余干一时成为理学名区，享有“人文之盛甲江南”之誉。

 

东山书院及朱熹讲学的教化之功，影响深远。在它的哺育下，赵汝靓、柴元裕、曹建、柴中行、饶鲁、张遐、张吉、胡居仁等数十名理学大师、文学名家和朝廷重臣，次第涌现，灿若星河。

 

宋代是中国书院文化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文明的画卷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余干东山书院，是从这支画笔上溅起的一滴逸墨，是敲在宋代书院文化画卷上的一枚玲珑的闲章。正是有了它，中国书院文化的画卷，气韵才变得灵动飘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