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危机

文/涂国文

［刊于《青年时报》2007.3.19/《语文新圃》2007年第12期］

    央视推出的“百家讲坛”，讲一个火一个：王蒙、刘心武、易中天、于丹、阎崇年、王立群、康震、纪连海……这些原本已淡出公众视线开始被大众遗忘的“历史文化名人”，和潜首书斋不被大众广知的学者们，借助强大的现代传媒，又重新回到或迅猛进入公众的视线中，中国迎来了一个学术娱乐化的大时代。伴随着这些学术“超男”“超女”们在讲坛上的蹿红，他们的讲稿，也动辄以数十万乃至一、两百万的销量，在书市上风靡。一些多年不逛书店的读者，也纷纷跑去与它们约会，往家中抱回一本本厚厚的“砖头”。

    有人读书，总是一件好事情。记得2005年底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开展过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中国国民的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有读书习惯的人仅占5%，超过半数的国人基本不读书。读书，正成为渐行渐远的时代背影。有鉴于此，一些论者在报章撰文，痛心地指出：“半数国人不读书，是一种文化自阉！”因此，由央视“百家讲坛”一手制造的这场“全民读书”的狂潮，自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表象的繁荣，却掩盖不了内里的深重危机。我这里不想纠缠于多年来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读书人凭借自身之力所能解决得了的。因为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日趋高涨和汹涌，它对广大民众的生存施与的“压强”也日益增大，残酷的生存竞争让国民无心读书，快速的生活节奏让国民无暇读书，令人咋舌的昂贵书价让国民无钱读书，快捷的网络阅读让国民无习惯读书，“读书无用”的现实让国民无兴趣读书……一句话，作为一种传承人类文明、安身立命和提高生命质量的精神活动和生存行为，读书，它赖于蔚为风尚的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不独在当代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我这里所论及的“读书的危机”，自然只能指向广大国民中那仍在读书的少“半数人”。我要说的是，即令是在这部分人中，人们的读书活动，依然危机重重——无论是读书的目的、读书的方法还是所读的内容，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其中最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当属读书的目的，也就是读书的价值取向问题。

    要清楚地见出当代国人读书活动中所存在的“危机”，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当代中国到底谁在读书这个问题。当代中国的第一大读书群体当然是学生，其次是知识分子，再其次是其他成年国民。在学生读书群体中，又可分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两个小群体。当代中国社会中小学生的读书活动，是一种在“应试”这架庞大的高速运转的机器绞碾下的痛苦的精神历程，它是一种对青少年灵与肉的蹂躏和摧残，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活动。相比于中小学生，大学生读书群体获得了较大的阅读自主权，离真正的读书靠近了一大步。然而由于经济社会“丛林法则”向校园的渗透，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他们在进入大学校园不久，就不得不直面和思考毕业后的去向这一无法绕开的人生问题，加上生活的诱惑无处不在，因此，真正能沉静下来安心读书的人也不是太多。

    余下来的便是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年国民这两个读书群体。基于同样的时代原因，为保住饭碗、为生存而读书的功利化阅读所向披靡。巨大的生存压力改变了国民的阅读兴趣和价值取向，为缓解精神压力的消遣性阅读、为加入大众狂欢的媚俗性阅读、为救赎迷茫心灵病急乱投医式的抓狂性阅读，便与功利化阅读相伴而生。一句话，为个人、为生存的阅读畅行天下。庸医开出的麻醉药，被民众当成了营养液，甚至醒魂汤。学术“超男”“超女”们的一统神州读书天地，便是国民这一阅读价值取向的鲜明写照。

    在这样一种阅读动机的驱使下，读书的虔敬感和神圣感不见了，读书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沦丧了。像20世纪初叶中国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读书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为他人、为救世而读书的行为几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到处都在开展营建“书香社会”、“书香校园”的活动，但因为单纯地提倡“书香”，却遗忘了在“书香”中浇铸一股“剑气”，读书变味成一种“伪读书”。

    当代中国，缺少为“救世”而读书的人，这就是读书的真正危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