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先生与论学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传习录拾遗》46条）

逐节品读

1. 先生与论学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

   南大吉临政多过，阳明先生看在眼里却默然以对，不发一言。当南大吉问：“先生何无一言”？阳明似乎不知其临政有过，反问：“何过？”其实是促其当下叩问良知，三省其身。南大吉遂历数其临政之过，阳明告之曰：“吾言之矣”。阳明不曾掷一言为什么又说“吾言之矣”？如此开示南大吉可谓循循善诱，且机锋敏锐犀利。

   过失是“迹”，良知为“本”，孟子曰：“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阳明先生不直接指陈其过，而是直指根本，启发其良知知是知非、为善去恶。言语为助缘，教育的关键在于内心的感通，师生之间的一“感”一“应”无时无处，闇然而日章，此是不言之言。阳明曾说：“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传习录》280条）。若在过失之“迹”上指点迷津，则局限在一时一事之言教，且对于受教者而言即使能迁善改过，但非自知自觉，改过也会不彻底，未免“灭于东而生于西”，故犯手脚。

   可惜南大吉没有接上阳明先生的话头，可以想象出其当时的诧异表情，几乎是目瞪口呆，只蹦出一个字出来：“何？”南大吉不能当下承当，阳明则循循善诱，反问：“吾不言，何以知之？”南大吉答曰：“良知”。阳明进一步反问：“良知非我常言而何”？这句话表面上是呼应“吾言之矣”，为自己前言打圆场，其实也是机锋转语。

   阳明晚年以“致良知”接引后学，讲学时当然是常言“良知”，然此言背后却有大义存焉。常言即是不言，“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光明只能从自家心性中生发起来。常者，恒久也，良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唯有自家反求诸己，在心地上致密用功夫，从尽精微处才能求得良知，当下之“时”即永恒之“久”，《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良知也不分内外人我，可谓致广大，故不可私相授受。“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能成就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乃吾身，静观潜鱼、栖鸟，皆是在讲授良知心学。《中庸》曰：“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良知至公无私，阳明先生对于任何弟子都不会隐而不发，所谓“隐”，不过是隐微，尽精微而已，弟子自己用功不够，不能触机而应。

   南大吉性豪旷不拘小节，笑谢而去，但他应该没有领会阳明先生的一片深意。如果真正领会“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就不会再回头向阳明提出“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但也正因为南大吉在迷惑之中，不断追问，阳明与之论学，于一问一答中，义理阐发得更为完备，助益于后学良多。

 举一反三

【1】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后世学者往往对因材施教产生误解，把因材施教与个性化的教育混为一谈。孔门弟子的性情、才学、气质和用功深浅各不相同，如果孔子仅仅针对各个弟子的性情偏颇与气质驳杂处而因病用药、补偏救弊，那么一部《论语》就毫无统绪可言了。然而孔子自称“吾道一以贯之”，因材施教的秘密就蕴含在“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一句中。

   西医治病，舍本逐末；中医治人，培补元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可谓“崇本举末”。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因材施教看似因病用药，其实言语问答的背后是孔子之“感”与弟子之“应”。孔子不是直接治疗人的心病，而是启发人的心性，恢复其良知本来具有的明觉，从而察觉自己的病痛所在，此所谓“叩其两端而竭焉”。竭者，尽也，孟子曰“尽其心”，《中庸》云“尽其性”。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孔子随机接引人，教化直指人心，可谓入人深也。

【2】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引而不发”、“跃跃欲试”两个成语都出自《孟子》此章。儒家经典中的词汇，本来含有深刻的思想，一旦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其涵义往往扭曲，变得肤浅起来。“愚不可及”“明哲保身”“引而不发”等成语，莫不如此。为什么圣贤之言，会成为经传呢？大概圣贤所言，是纵向贯通的，须反求诸己，向德性上去求证。而百姓用语必然落在“事”与“物”上，外化、对象化且在横向之间进行交流，用于表达想法。

   “君子引而不发”接续前一句“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以射箭来比喻老师传道授业。把弓箭拉满，弓臂与弓弦绷紧，这个弹力由内而外整体膨胀而产生出一个弹性势能，这个势能没有方向性，中正不偏，这就是弓箭引而不发的好处。《大学》曰“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有这层意思。力与运动速度都是矢量，具有方向性，一旦把箭发射出去，只在一条直线上延伸出去，在此方向就不能照顾其他方向，这体现出机械运动的局限性。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财物的赠与，具有选择性，通常与谁感情好，就会赠与谁。教人以善，教者也有选择的自主性，犹如射箭可以选择一个目标。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至公，因而也是广大周遍。老师传道授业，不可能根据个人的爱恨取舍，而与某些喜爱的弟子之间进行私相授受。对于老师来说，传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道”不能被对象化。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同理，道可“受”而不可“传”，故曰君子“中道而立”，犹如弯弓射箭却“引而不发”。从弟子学道这个角度而言，“道”非义袭而取之，能不能接受，关键看弟子自己精进用功与否，孟子所谓“能者从之”，老师只能在弟子进阶的关键处予以点拨一下。

【3】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

   孟子忧道学失传，不待弟子发问而主动阐述性与天道之精微义理。公孙丑有幸听闻性道微言，但又因为性与天道高不可攀、不可企及而苦恼不已。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公孙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请求孟子降低一下“道”的标准，孟子断然拒绝并说出“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一番道理来。

   孔门弟子大概都知道性与天道精微至极，但孔子对这个主题似乎总是秘而不宣、绝口不谈，以至于子贡也发出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有一天觉察到众弟子的心思，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先直言自己在教学中没有隐藏，又进一步说“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须注意，这个“行”不是行事或行路。孔子谋划某件事情，不一定众弟子都能参与，孔子到某地去参访，也不会把弟子们都带上。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语气决绝，“行”为性德之行，致广大而尽精微，无所隐藏。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互乡之童子，孔子尚且诲之不倦，对于门下弟子，孔子怎能会隐而不宣呢？“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其中也有精微义蕴值得体会。如何才能做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不是先在人的品行上区分一个进退、洁污而后做出取舍。人之性善，此是功夫修养的绝对逻辑前提。教育须走向深入，舍“迹”而求“本”，致力于感化人心，“教”落在“化”上，则能尽人之才性，自然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而实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

【4】直须狮子咬人，莫学韩卢逐块。（《五灯会元》）

   人向狮子抛掷石块，狮子直接向人发起进攻，进攻也是最好的防御，人的攻击马上就会停下来。向狗抛掷石块，狗盯着石块飞奔而去，人还可以继续对狗进行攻击。从狮子咬人而犬吠石块这个现象中，可以领会出修养功夫的道理出来。为学从根本处用功，简易真切，事半功倍。如阳明先生反复强调“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再如239条，“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

   有弟子要到山中静坐，阳明谆谆告诫：“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阳明主张“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正是从本原处用克己功夫，相反，“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

   个人修身如此，开示他人也要从根本处入手。只有自慊于心，自己觉察到错误，反省才能真切，反省越真切，改过就越彻底。阳明先生开示南大吉，就是从根本处（良知）入手。此外，南大吉身为绍兴府太守，虽临政多过，如果阳明直接点拨他应该如何行政，就违背了“素其位而行”的原则。

2．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

   南大吉“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心中不免又疑惑起来。南大吉说：“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在现实生活中，与其犯过之后悔改，当然不如提前预防，防患于未然，南大吉出此言还是希望自己在施政中能得到阳明先生指点。

   在阳明先生看来，为学即是在事上修炼心性，“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对于《大学》之三纲八目，阳明认为“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既然亲民之事业不过是在自家心性上做明明德功夫，就必须从内在诚意正心修起。如从外面袭取，通过别人的点拨而后知是非善恶，则知非真知，既不能明觉精察，也不能真切笃行，故阳明告之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

   南大吉后来听到阳明先生讲解大人之“学”如醍醐灌顶，喟然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又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举一反三

【1】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

   阳明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与孔子主张“见其过而内自讼”相印证。孔子告诉颜子“克己复礼为仁”，阳明则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常人徇物丧己，放其心而不知求，心性上有诸多病痛也浑然不觉，故不能内见其过。君子为学在于反求诸己，向内自反而生出光明来，从而觉知是非善恶。“反身而诚”则知善知恶又同时为善去恶，此是诚意功夫，孔子所谓“自讼者也”。

【2】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诚意的关键在于不自欺，此心明明白白、晶莹清澈。诚意功夫落实在“慎独”与“自谦”上，独者，一也，性也，中也，应该从心性功夫上来领会“慎独”，可惜一般都把“慎独”理解为身体的独居独处。“谦”通“慊”，自谦即自慊于心，与“慎独”同义。阳明先生曰：“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传习录》171条）。

3. 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南大吉问“身过可勉，心过奈何”，说明还没有把内外人我打成一片，从而也把为政与为学决裂为两事。所谓“身过”，即接续前文所述临政之过，“心过”是受阳明先生启发后在心性上所作的反思，可能是更深一层次的意念活动。

   阳明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能觉察心过，这是立德修身之“始”，唯有知恶才能去恶。心性越光明，觉察得越精微，阳明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现，私欲亦终不自现”（《传习录》65条）。

   南大吉因觉察到心过太密而烦恼，阳明先生认为这是好事，并以“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为什么说此是入圣之机？阳明认为“诚意”为《大学》之要，“致知”为知善知恶，“诚意”涵摄“致知”，知善知恶且实实地为善去恶，只一个“诚意”可尽大人之学、圣人之道。

   阳明先生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巧”通《系辞》之“几”或“神”，所谓“知几其神乎”。“巧”落在是非两端上，而是非就能尽了万事万变，此是“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的境界。阳明以“诚意”（为善去恶）为入圣之机，此学有本且落到实处。

举一反三

【1】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系辞传》）

   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是孔子从去恶这个角度说颜子好学。《中庸》则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是从为善的角度说颜子好学。去得一分人欲，复得一分天理，去恶即是存善，故《中庸》与《系辞》论颜子之好学乃是殊途同归。有过当下即觉，觉知的同时又能转化而不会再犯，知行几乎合一，此正是“好学”，也是入圣之机。

【2】有学生问朱子：“学亦颇知自立，而病痛犹多，奈何”？朱子曰：“未论病痛，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譬如纯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点，始可言病痛。公今全体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设虽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点，特其义理之不能已与气质之或美耳。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朱子语类》）

   “人必全体是，而后可以言病痛”，朱子此言洞幽烛微，义理精深。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孟子以“反”来解“学而知之”，“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中庸》曰“自明诚，谓之教”，即孟子所谓“反身而诚”。向自家心性上自反才能生出光明，但“反”也是大有讲究的，决不可虚言。身体从屋子外面返回屋内，很容易做到，但心处于散乱的状态，向心性上“反”几乎不可能做到。唯有通过困知勉行的功夫不断积累，把自家心性作为主体大体上给树立起来，朱子所谓“人必全体是”，才能真正做到自反，进而实现“反身而诚”。阳明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朱子则曰：“譬如纯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点，始可言病痛；公今全体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阳明与朱子，两先生之言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