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论语·公冶长》）

    《十三经注疏》给出的解释是：

    加，陵也。诸，于也。子贡言，我不欲他人以非义加陵于己，吾亦欲无以非义加陵于人也。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者，夫子言使人不加非义于己，亦为难事，故曰：“赐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义于己也。

    这样注解是错误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前后两句不是并列的关系，不应分隔开，而是应合在一起解读。如朱子注曰：“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是己而非人，本身就违背恕道。如果自己比别人贤能，就应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聪明过人，往往瞧不上别人。孔子反问：“赐也贤乎哉”？从德行上说，子贡之方人，正如孟子所谓“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夫我则不暇”，君子求诸己，根本没有闲暇去责求些人。相反，如不能精进修己，德行不能“周”，才会去“比”，老是挑他人毛病。另一章，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也是此意。对于本章，子贡认为自己能做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孔子认为子贡没有做到尽己之“忠”，那么恕道亦非子贡所能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小程子如此区分仁与恕，连朱子也不能认同。朱子从“无”与“勿”两字的不同语气，来区分仁与恕：“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其实，“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即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亦《中庸》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小程子、朱子对仁与恕的领悟不及大程子。大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没有内外人我的界限。“以己及物，仁也”，及者，通贯也，合外内之道也。“恕”则有内外人我之别，从尽己之“忠”开始，需要由内而外、由己及人不断涵养扩充。至于“己欲立而立人” 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有肯定与否定的区别，犹如“贫而乐、富而好礼”高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但两者都是恕道，均须由己及人、从“小”到“大”逐渐扩充开来。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大人之学不过是由“明明德”开始，不断扩充到“明明德于天下”。 “明明德于天下”即平天下，此乃外王事业之致广大。“明明德于天下”如从内圣之极高明处说，即是“止于至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后世学者通常根据“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句，认为“己欲立而立人”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这是固陋之见。其实，此句放到上下文中，根据语势，孔子不是在解说“仁”，而是在说“为仁”，说为仁之方，“忠恕”即为仁之方。子贡以博施济众为“仁”，这不是从性德中拓展出去的事业，犹如墨家之兼爱，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正说明子贡不明忠恕之道，离开忠恕而求“仁”。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孔子又不好直接否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告诉子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仅为“仁”，而且可以说是“圣”了。但孔子所谓“博施济众”，与子贡所理解的“博施济众”是截然不同的。既然说圣与仁，乃是从心性涵养扩充开来的事业，《系辞》所谓“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故下面孔子又着重强调“能近取譬”。

    子路问君子，孔子先后答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二字，孔子自始至终不愿省略，此章也同样出现“尧、舜其犹病诸”一句。在君子进德居业的过程中，“修己”是一以贯之的，如阳明先生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

    应结合“修己”来领会“能近取譬”，故阳明先生认为：“夫子教以能近取譬，盖使之求诸其心也”。“求诸其心”，即反求诸己，此乃“尽己之谓忠”。由尽己之“忠”才能行尽人之“恕”，《大学》所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当然，此“求”可以是以己责人之“教”，也可以是推己及人之“养”。何谓“近”？仁远乎哉，为仁由己，由尽己之忠而行及人之恕为“近”，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恕如能内外人我一以贯之，实现合外内之道，就是“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