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1】，先生以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2】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3】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曰：“存养个甚？”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

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4】。“如何是主一？”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

日孚请问。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

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工夫。”

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5】日孚悚然有悟。（《传习录》117条）

注 释：

【1】居敬穷理是两事

小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2】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

《中庸》26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大程子：“道一本也。或谓以心包诚，不若以诚包心；以至诚参天地，不若以至诚体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笃恭而天下平之道”。

【3】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

《中庸》27章：“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系辞》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4】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

《二程粹言》卷上：或问敬。子曰：“主一之谓敬”。“何谓一”？子曰：“无适之谓一”。

【5】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

《论语•宪问》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中庸》22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疏 解：

   居敬与穷理是一事还是两事，在两程夫子那里就有了分歧。大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敬以直内，此“敬”本身即是“学”，“主一之谓敬”，主一则无所不包，故居敬是涵养，同时也是穷理。而小程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尊德性之外别有一个道问学的功夫，格物之学必然陷入支离。敬以直内，一般以为居敬是向内涵养心性，而穷理则须向外在待人接物上用功夫。阳明先生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主张“心外无理”，认为居敬与穷理只是一事，道问学不过是尊德性的工夫，开始连阳明先生的大弟子徐曰仁也不能理解，而有“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的疑问。

   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阳明先生的回答非常精妙：“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此句如不结合《中庸》26章“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来领会其义，就会被忽略过去。《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君子之道从“始位”上区分本末终始是必要的，但这只是“近道”。天地之道“为物不贰”，才能“生物不测”，故从“终位”上说，必然本末一贯、终始合一。阳明先生把穷理看做是居敬的工夫，正是内外本末一以贯之的表现。

   梁日孚分割本末，决裂内外，阳明先生进而反问：“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出自《中庸》27章。天地之道一本而万殊，一致而百虑，此“一”非执中无权，非举一而废百，而是生生不息、生物不测，体现在君子之道，即表现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梁日孚认为“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好像是内外物我兼顾，其实是支离决裂。阳明先生则循循善诱，主动引导，方便开示，不断让问题走向深入。既然居敬是存养工夫，存养又是存养此心之天理，那么居敬自然涵摄穷理，故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

   如何从穷理功夫得出居敬？阳明先生问：“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梁日孚答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所谓格物穷理，从东汉郑玄以来均是以“事”解“物”，物在空间中广延，事在时间中得以展现。格物不是去穷尽客观事物的所谓物理，“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理”在事中体现为“义”，与吾心密不可分，如孟子质问告子：“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阳明先生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阳明先生反对心外求理，与孟子反驳告子义外之说，是一致的。

   阳明先生又问：“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大程夫子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无适”一词源自孔子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大程夫子从吾心之“义”上来说“主一无适”，只有成就德性的圆满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而梁日孚认为“主一”就是集中精神、全神贯注做好一件事，从心外之“事”上说主一，如此不但不是格物功夫，而是逐物。明白“主一”与“逐物”的区分，对《中庸》14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以下，才能得以正确的解读。

   阳明先生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著空”。打通了内外物我，做到“时措之宜也”，就是“至诚无息”的境界。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必有事焉”好像落在“事”上，但孟子是从心物一元的角度说“事”，故不是逐物。阳明先生说“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即是孟子所谓“必有事焉”。割裂了内外物我，不是逐物，就会著空。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也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梁日孚又问：“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子贡方人。孔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自视甚高，喜欢批评别人。孔子反问子贡：难道你真的很贤明吗？你看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对别人说三道四。《中庸》14章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也是此意。 阳明先生引用“夫我则不暇”作答，非常恰当。子贡曾认为孔子为“多学而识之者”，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先儒主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物是日积月累的渐进积累过程，则显支离。而阳明先生曰：“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致良知好像也是渐进积累，却是“精一功夫”。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这段文字可看做阳明先生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阐发。孔子非多学而识，只是“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中庸》所谓“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