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康节在《观物内篇》中说：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

    “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即“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邵康节谓之“反观”，那么以心观物则可以称之为“直观”。“以目观之”是“物交物，则引之而已也”；“直观”是所观之物与能观之我相对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反观”是以物观物，物各付物，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反观”也如大程子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中庸》所谓尽其性以尽物之性，故云“安有我于其间哉”，“反观”是无我，惟有无我，才能以物观物。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即反求诸己，是有我之“反观”。但“万物皆备于我”之“我”是大我，“我”其实是“诚者自成”。以物观物不是外观，而是内观，是“感”与“应”互为终始的循环不已，正所谓“而道自道也”。孟子曰:“尧舜性之，汤武反之”。“反”是由“所观”而反归“能观”，万物皆备于我，如果能反身而“诚”，则能成己，“反”即“性之”。而邵康节所说“反观”之“反”是直接破能观之“我”，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可以成物，故“反”也是“性之”。

    阳明子说“心即理”，如果直接把“心”与“理”划等号，那么观之以心与观之以理是没有区别的。阳明子既说“心即理”，但又说“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既说“心外无事”，又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是从始位上说，这正是主张“至善只求诸心”之反观，而破斥向心外格物穷理之直观。“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是从终位上说，“心无体”即“以物观物”之无我。“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是“观之以理”。“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邵康节所谓“一万物之情也”。

    阳明子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虽说“心即理”，但又不是悬空去求一个本体之心，心本无体，心即在万物感应之是非中表现出来。《中庸》云“诚者自成也”，又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也是告诫学者不要“遗物理而求吾心”。儒家心与物之间的关系如《中庸》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始条理而终条理，不同于佛家所谓“唯识无境”、“唯心无物”而陷入了唯我论。张子横渠曰：“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佛家“唯识无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观之以心”，即以心观物，物为虚幻。如果说以心观物、心外求理是穿凿用智，失于“始”而落入“有”，那么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万物为“即色是空”，失于“终”而落入“无”。总之，“观之以心”之“观”有了起点，有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开端，这即是固而不通、执而不化。而邵康节“观之以理”之“观”是始于条理而终于条理，是有无双遣的中道，所谓“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

    庄子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但只应而不藏，终究是一场戏说，物映、镜显如牛顿第三定律所描述的直线型的关系，没有僧肇所谓“内外寂然，相与俱无”的混化。并且物来则显，物去则空，万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圣人之能一万物之情”是有感有应，“感”与“应”是互为终始的圆圈。邵康节说“泥空终是著，齐物到头争”，“一万物之情”之“一”不是齐物，而是以至诚尽万物之性，故“一万物之情”，如孟子曰“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万物之情”也如《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而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是“比而同之，乱天下也”。

    僧璨在《信心铭》中说：“心若不异，万法一如”。这与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意思有些接近，与邵康节所说“一万物之情”不同。如果万物只“同”不“异”，世界一片混沌，那么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没有意义。而“一万物之情”之“一”落在“情”字上，万物是同归而殊途，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僧肇说：“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因为“乾道变化”，万物才能“各正性命”，所以说“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万物之间的差异被扬弃而由“多”归“一”，其实即邵康节所谓“一万物之情”。

    邵康节说圣人“反观”而能“一万物之情”，“反观”是“以物观物”，圣人以“观”而参赞天地之化育。而僧璨却说“归根得旨，随照失宗”，如老子所谓“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主张不“观”不“照”，“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即是“归根得旨”。儒佛两家其实不是在“心”上而是在“理”上见分晓，儒家不悬空说“心”，心无体，以用为体，“心”是始条理而终条理。邵康节主张观之以理、以物观物，功夫是著实的，“反观”即如僧肇所说“虚其心而实其照”。虚心而实照，邵康节谓之“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观”或“照”是“全性起修”，所谓“体无定用，惟变是用”。既然是“虚其心而实其照”，也能“照不失虚”，所谓“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而僧璨“归根得旨，随照失宗”则是“执性废修”、“执心废照”，最终落入虚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