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对于这一章,朱子说:
“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存’,谓操而不舍;‘养’,谓顺而不害;‘事’,则奉承而不违也。‘夭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尽,固不知所以为仁;然智而不仁,则亦将流荡不法,而不足以为智矣”。
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造其理也”的“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履其事也”的“行”,所谓“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则是“智之尽也”、“仁之至也”。阳明子在《传习录》上卷第6条以及中卷134条对这一章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阳明子说:
“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
阳明子分别以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来解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与朱子相反,三者从圣人之事、贤人之事到学者之事,层次越来越低。其中,“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源于《中庸》20章:“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而《中庸》的“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之间的层次性又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根据。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生而知之”不是指人出生下来就全知全能,而是指与天命合一的“率性之谓道”,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生”通“率性”的“性”,“生而知之”即“性而知之”[1]。“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和“勉强而行之”之间的层次关系虽然在《论语》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安而行之”的“安”和“利而行之”的“利”也是有区别的。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以及“未知,焉得仁”;“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既然仁者必“知”,而知者不一定“仁”,再根据“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可知“安”高于“利”。“安”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从容中道”,“利”是“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未知,焉得仁”的“知”通“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的“智”,与“良知”以及“尽心知性知天”的“知”是不同的。“知性知天”的“知”是本体之知,“始条理”而又“始条理”,“知”即包含“行”。“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的“知”只是“始条理者”。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造其理也”的“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履其事也”的“行”,即是混淆了两种意义上的“知”,并且把“知”“行”割裂为二。阳明子提出“致良知”的“知”,即通孟子“心之官则思”的“思”,也是《中庸》“诚者,天之道也”的“诚”,或是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的“仁”。
阳明子对“知天”与“事天”的解释与《孟子》《中庸》是一以贯之的。“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
“知性知天”,“性”与“天”不是作为“知”的对象[2],没有能知与所知的对立,“知”是“合外内之道也”的“率性”,是“由仁义行”,是“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或者说“知”即是“性”,即是“天”,所以说“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既然“见得个天在面前”,就没有做到无对的“独”,所以“事天”是“行仁义”,“仁义”与“行”为“二”而不是“一”。“仁义”是“择善”,“行”是“固执之”,所以“事天”是“诚之者,人之道也”,或是“始条理者,智之事也”。
[1] 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且夫所云“生”者,犹言“性”之谓也。未死以前,均谓之生。人曰受命于天,命讫则死,则曰受性于命。曰受性命,则曰生其生。安在初之为生,而壮且老之非生耶?
[2] 一般来说,“命”与“性”是相对的,如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但“命”字前加一个“天”字,意思就变了,“天命谓之性”,“命”即是“性”。同样,“天”是性之原,“天”不会作为“知”的对象,“知天”的“知”是本体之知,即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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