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怎会引发“贫民窟病”

文/刀砍天下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先生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据中新网6月17日）

    我对仇先生的部分观点是很赞成的，比如不能将土地交给资本和标志性建筑不能市长说建就建等等，但是对农民进城易引发城市“贫民窟病”却不敢苟同，这无疑是把农民看做了瘟疫，走到哪儿，就将贫穷带到哪儿。

    暂时先不管农民为什么进城，但无论如何城市的“贫民窟病”是与农民进城没有根本性联系的，因为农民的贫穷绝并不是农民的族群属性，他们的贫穷来自于制度设计和体制运作。可以说，几十年来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就是建立在农民的贫穷之上的。换句话说，城市的利益是靠掠取农民利益完成的。

    农民也需要发展，也需要现代文明的普照，也需要咖啡馆、名校和路灯闪烁的马路。利用城镇化建设将农民及其贫穷阻隔在城市之外，说白了就是官僚们为城市利益和市民利益垄断创造条件。对于垄断的好处，他们已经拥有了历史性的经验，当年的大饥饿时期拥有垄断利益的市民就没有饿死的。

    事实告诉我们，农民进城完全可以创造很大的财富，没有农民进城，就绝不会有如今的城市建设。既然农民进城能创造财富，如果不是不公平的制度和体制恶意剥夺了他们在城市走向富裕的权益，他们怎么会贫穷，又怎么会让城市感染“贫民窟病”？

    认为农民进城易引发城市“贫民窟病”的观点是反人性的观点，是把不公平的体制缺陷及其造成的贫穷与苦难栽赃给农民。

    所以当前问题不在于是不是需要阻挡农民进城的脚步，而在于如何公平地对待进城农民的权益，如何让付出了艰辛劳动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平等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如何活化城乡人才交流和资本交流。

    千万别跟我说，我们让进城农民享受市民待遇还差钱。谁跟我说这个我跟谁急。众所周知，只要每个城市将贪官打掉一半，将官员实际上的吃喝费用和政绩工程浪费减掉一半，进城农民的福利也许就可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就不可能让城市感染什么“贫民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