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晚间新闻里获知，药家鑫今天在西安被执行了死刑。作为力挺处死药家鑫的人之一，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颇感沉闷。我没必要在这里玩装逼游戏，挤弄鳄鱼的伪善。因为我认为药家鑫不该独自奔赴刑场，与其同去的还应该有我们从始至终都严重缺失人文关怀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至今仍没有根本性地提高农民生命价值和文化地位的现实体制。药家鑫犯了死罪，杀了他只需一个枪子儿，但是要杀掉同样该死的教育和体制，恐怕一个枪子儿就不够了。

    “农民难缠”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不独在药家鑫那儿有着统治人性的地位，说实话，在很多问题上农民确实难缠，可是我们考虑过没有，他们为什么难缠？我简单地举个例子来回答一下，比如说刀砍天下开车撞了领导大人的夫人，用不着警局和法院等有关部门的干涉，他就会屁颠屁颠地忙活着给领导大人赔礼赔钱，只会多赔，不会少赔，更不会不赔，而且赔起来绝不会犹豫半分钟。领导大人还用得着缠刀砍天下吗？不但不会缠，搞不好还会做姿态，说个“点到为止”的漂亮话。为什么领导大人不会难缠，因为领导压根儿就不担心自己的权益会受到伤害，或者意外受到伤害后会得不到足量的赔偿。农民就不一样了，像刀砍天下那样低素质的家伙，肯定会与农民讨价还价，搞不好还赖账，逃之夭夭，从此人家蒸发。农民不死缠着，连一分钱也甭想从他那儿得到。

    事实上，农民难缠不只在事故索赔情形里，非法上访（前面这个字眼儿真他妈的可笑）的也大都是农民，市委书记怎么不非法上访？不是因为市委书记素质比农民高，诸位什么时候听说过市委书记家的房子被强拆了？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始终是丧权的流氓（中性词，非贬义），有时候他们就不得不为了一点点可怜的被城里人根本就看不上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前些日子我还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一个老农民为了一年少了200元的国家补贴而奋斗了7年。1400元只是我们半个月，甚至小半个月的工资，少有人会头顶“扰乱稳定”的“恶名”用7年的时间去为之奋斗。

    如果药家鑫当时撞伤的不是农民，而是垄断企业的员工或者干脆就是领导干部，他内心的兽性或许就不会发作。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农民也有着垄断企业员工或领导干部的待遇和地位，药家鑫犯得着出刀吗？赶紧送到医院里，在较为合理的范围内赔上两个大钱儿，之后的事情就可以交由国企或国家负责了，根本不会害怕“难缠”。

    药家鑫犯罪是团伙性的，可是法律对他的“同伙”无能为力，也不敢为力，所以杀了药家鑫之后，给我们一个圆满的交代，罪恶的另两位元凶也就高枕无忧了，教育将依然崇尚考分至上，体制也将依然拍着农民伯伯的肩膀，请他们继续为经济发展做出点牺牲，反正已经牺牲几千年了，也不差未来的几十年。我知道，各级政府及其专家门客们肯定会说目前我们的财力还无法让农民有着像公务员和央企员工一样的经济保障，把“未来的几十年”缩短为几年，“难缠”问题恐怕更多的还得靠大力提高农民的思想素质。这话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太明白的是，很多方面喊着没钱的各级政府，怎么在支付“三公”消费的几千个亿时就能那么有实力？！

    我当然盼着药家鑫死，我也更盼着让药家鑫犯罪的那些社会存在死掉。今天药家鑫已经死了，那些该死的什么时候能绑缚刑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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