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最近又有专家强烈建议收费了，名字叫做交通拥堵费，说是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良方。专家建议收费收税的事情已经不少了，很多专家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研究如何收费和收什么费，研究交通规划二十多年的清华大学教授陆化普就是其中的一位。当然，陆教授也并非信口雌黄，他除了有一大堆研究数据之外，还有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城市交通压力逐年增加，一线城市到处在堵车是不争的事实，我在北京有过体现。我打车从海特花园到五棵松的全聚德吃饭，晃晃悠悠地走了四十多分钟（地铁好像十分钟左右），气得我差点就崩溃了，就这我朋友还说在北京实在是不算什么。但是，收费究竟是不是解决交通拥堵的良策，是不是当前的必要选择，我看并不能拿新加坡经验来佐证。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老调重弹地说说我们曾经在专家的强烈建议下借鉴的另一个“新加坡经验”：高薪养廉。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怎么样了呢，高薪不但没能养廉，反而让贪污受贿的数额大幅升级，如今基本上都在千万以上，上亿也已经不是新闻了。那些曾经强烈建议“高薪养廉”的专家们哪儿去了呢？怎么不说话了呢，是不是光顾着反复数卢布了？我们纳税人可是惨了，血汗钱被专家们强烈“建议”给了官员，我们却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清官，并没有得到更多没有潜规则的政府服务，可是我们已经为“养廉”所做的支付却再也停不下来了。

    我不是一门心思地反对管理收费，如果收费有效，当然是好事。我想说的，一是我们的收费是不是到了非收不可的地步。缓解交通拥堵政府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好，比如公路建设，比如公交建设，在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且拥堵收费已经成为最优选择的情况下，适当收取未尝不可。从国内的交通现状来看，我认为收了费也照样得堵。这个道理在“高薪养廉”上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了，如果我们的民主监督和财物公开等一系列制度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高薪养廉是可行的，且是有效的，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成功正是基于严酷的制度管制上。我们在制度环境上还达不到高薪养廉的要求时，片面的使用了高薪，养不出廉来是必然的。同理，靠收取费用来解决交通拥堵也必然要失败——当然每次进城都收个百儿八十万的肯定会成功。

    二是如果收取拥堵费没能解决交通拥堵，像“高薪养廉”一样臭如狗屎了，我们还能不能取消。陆教授在谈收费时说“车速低于15公里，马上收费。超过20公里，再放行”，我不知道“再放行”是不是说停止收费。其实不管是不是，国内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项费用开征之后，想要取消那是难于上青天的。如今，老百姓所背负的、早就该予以取缔的不合理税费已经很难数清楚了，为此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一百二十个手指头和一个计算机一样的脑袋。国内的有车族们并不都是富翁，很多人都是为了行路方便的普通人，仅死不要脸的油价就已经压的他们快喘不过气来了，再来个臭不要脸的拥堵费，后果可想而知。

    再絮叨几句：这些年，各种专家拼老命似的为“收费”而努力，不知道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但显然没有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我现在发现，中国的专家能讲道理的很多，能讲道德的嘛，唉，还是我的朋友孔乙己先生说得好：多乎哉，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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