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知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近来新解《水浒传》，对《水浒传》的许多“定论”做了颠覆性重新诠释，诸如梁山泊劫富不济贫，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梁山泊不能代表农民起义，等等，在学界引起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刘世德就认为，农民起义的队伍向来龙蛇混杂，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算不算好汉要从总体上看，在封建社会里，梁山泊毕竟是反抗官府，反抗以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中，要看梁山泊好汉主要代表什么阶层的利益，“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斗争的性质了”。（据8月25日中新网）

梁山好汉究竟算不算好汉，不能按照梁山泊是否农民起义来定夺，任何一支革命队伍中都有渣子存在。而梁山好汉们搞的是不是农民起义也不能说“劫富就足以说明他们斗争的倾向性，斗争的性质”，在梁山泊能否代表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我还是赞成周思源教授的结论，刘世德先生的“劫富定性论”根本站不住脚，如果劫富就足以说明斗争倾向和斗争性质，那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历史上有无数强盗集团的劫富行为都可以称为“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

虽然梁山泊确实曾经反抗过官府，反抗过贪官污吏、恶霸地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但历次反抗斗争（事实上称得上“反抗斗争”的也不多，可参见《水浒传》）大都是梁山好汉的个人行为。在《水浒传》120个章回中，包括保卫梁山战役在内，梁山集团没有对以封建官府为代表的反动势力采取过什么积极的能够代表某种政治抱负和革命理想、表明自己是“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并不想打倒谁，也没想拯救谁，更没想要“变天”，所谓的“替天行道”不过是一句用于精神意淫的广告词，如同太平天国运动中那个惹人向往的《天朝田亩制度》。可以说，梁山集团从组建到招安，在政治上从来就没有代表过任何阶级或阶层的斗争愿望和革命利益，也始终没有将解决哪个阶级或阶层的疾苦当作自己革命诉求，尤其是最后所采取的政治妥协——招安，彻底暴露了其政治诉求的卑劣，而征讨真正代表农民起义的方腊集团则进一步确定了梁山集团在政治上的反动立场。（历史上梁山集团并未与方腊集团过招，此间以《水浒传》为准）

我觉得施耐庵、罗贯中让梁山集团接受招安本身就是对梁山集团的政治否定，在公孙胜离去的背影和鲁智深出家的情境中所表现出的对梁山集团的失望，在林冲的悲剧和蓼儿洼的悲剧中所隐寓着的他们内心某种对立着的痛苦，也都似乎在说明他们早已看穿了很多“梁山式革命”的狭隘与软弱。对于《水浒传》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来说，与其说它是一场农民起义的文学阐述，倒不如说是一个传诵草莽英雄们崇尚义气的民间故事，我们从中不必奢望总结到农民起义或农民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只能得到仇富劫富和嗜血滥杀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