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武汉大雪

朱秀海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事情是下午三时发生的。可我必须从头天晚上写起。晚头天晚上军区京剧团在机关礼堂演出折子戏。我到军区文化部两个多月了，是第一次看军区京剧团的演出。透给我那个惊人消息的人是我当兵那个陆军师里先我两年调来军区的一位仁兄，说得亲密一点，在军区机关，我们俩就算是一个山头的。这位老兄机敏过人，消息灵通，折子戏演了两出，他才像是偶然想起来似地低下头，凑近我的耳朵，小声地说：

    “哎，听说没有？”

    “什么事？”

    “要打仗了。”他不情愿地、用近乎耳语的小声说，眼里却射出了兴奋的光彩。看得出，没说出来时他确实不愿对我说，说出来了，却又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兴奋。

    过后想来，我的反应实在太迟钝了。

    “哪儿打仗？”我问。我甚至没想到是我们中国人要打仗，我以为是别的国家或地区，譬如美国和苏联，阿拉伯和以色列。对了，还包括我们近邻的越南和柬埔寨，近一年来，他们两国也搞得剑拔弩张的。

    “我们和越南人打仗！”他一边说，一边用无可救药的目光看我一眼。“×××军要出动了！”最后一句话他用极低的声音说。这是少见的一次，他说起话来没有拐弯抹角，更没有故做神秘。

    “真的？”

    “当然是真的。预先号令都发下去了！”

    这个新消息给我带来的冲击极为强烈。每个军人都懂“预先号令”这四个字的含意，只有在接近战争的状态下，军区才会向一个野战军发出预先号令。×××军是我们俩的老部队，两个月前我从其中的某陆军师调来。可现在我的老部队，还有那些多年的首长和战友，就要去打仗了！

    “它们要去哪里？”我的心颤颤的，问。

    “不知道。”

我们对视一眼。正是这一刻，我发现此时刚才的消息在我心中引起的激荡也在他心里发生着。我在感受着我自己的内心的同时也在感受着他。我们的感受是相同的：我们的老部队要去打仗了，可是我们尤其是我却在不久前从老部队调到了军区。尽管想到这一点似乎非常可鄙，但我也许还有他已经想到了：由于这样的工作变动，我们俩这次不会跟随老部队去打仗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毕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着某种怀疑的力量，一种似乎来自本能的、相当强大的力量，要对抗那个已经令我深深震动的消息。散戏后我回到一人独住的宿舍，努力地想把它忘却，我已经为此找到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理由，譬如说我听到的毕竟只个小道消息，没有经过证实；×××军要出动，这样的消息我也应当早就知道，等等。我的内心欢迎这样的怀疑和否定，因为它能够平息我内心的震动，让我的思绪拒绝向那个我已经看过一眼的方向作进一步的窥视。我果然没有让自己多想，就让自己睡着了。

第二天从早上起就阴沉着天。入冬以来武汉还没下过雪。前天和昨天都说有雪，可就是没有落下来。由于那种强烈的抵触心理的存在，我没有再想到那件事情。事实上，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我不愿意去想它，于是它就似乎就不存在了。而且，无论是早餐还是午餐的时间，我在熙熙攘攘的大饭堂里都没有从任何一个人口中再听人谈起过那个消息。我对事情如此发展产生了一种预期的乐观情绪：也许又是个假消息！于是到了下午，我觉得自己真的把它给忘掉了。

下午我一个人留下宿舍里写一篇小说，这是我调到军区文化部来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这天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中间又被我们创作室的主任打扰了一阵子，他来告诉我，军区机关要我们单位出人，帮助军区审查小组去大连协查一个文革初期某军区首长挨打的案子，他已经决定第二天带我一起去，并说已经让机关订票处为我们订好了飞机票。于是我的思绪完全被打断了，我开始想，要为这次出差做点什么准备。　

    下午五点钟时我不想写下去了，走到外走廊里来透一口气。我望见了天空，厚重的雪云都要低到楼前尚未脱尽叶片的广玉兰的枝梢上了。楼下的孩子又在弹钢琴，给人一种她又在砧板上剁菜的感觉。最靠边的一户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妇，女方父母给女儿的陪嫁是一台九英寸日本电视机，一天到晚大开着。楼前的水泥路上，已经有下班的妇女们匆匆骑车回家，车把上挎着菜兜子。我看到了那辆乳白色的伏尔加，并且也认出它是我们部长的伏尔加（部里只有这一辆车），它慢慢地从宿舍区大门开进来，躲闪着女人们的自行车流，一点点向上驶到我住的单身宿舍楼前。我静静地看着它停下，静静地看着部里的赛秘书下车，并且抬头朝楼上望，一直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和我有什么关系。部里的车出来，一般来说总会有什么大事，而且总会和部长的活动有关系。但是从楼下抬起头的赛秘书的目光一下就盯上了站在走廊边朝下看的我。

    “哎，朱干事，你下来一下，部长要见你。”

    我有点惊疑。但还不是深刻的惊疑。

    “老赛，你是说部长找我？”

    “对。快下来。”

    老赛并不老，就像我自己也不老一样，我们部里新调来的这一茬子年轻人，年龄都在二十四、五上下，最大的也就是二十七、八，但我们平常喜欢互相称“老”，这里更多具有的是相互调侃的意义，我们毕竟还年轻，有权利以这种相互调侃的态度生活。

这时我不能不相信事情是真的，部长要找我，这一定是有事，我匆匆回去穿好军衣，跑步下楼，坐上了乳白色的伏尔加。不过我的惊疑也在加深：首先，老赛并不经常用“朱干事”这样一个正式的称呼喊我，他正经时喊我的名字，不正经时喊我“老朱”，以至听他今天叫了一声“干事”，竟让我很不习惯；其次，就是部长叫我，也用不着派车来，过去部长也喊过我，总是打发个人，站在楼下吆喝一声，我就颠颠地跑过去了。毕竟军区机关宿舍区和办公区只隔着一条马路。

今天搞得这么隆重，不能不让我有点不安，于是车子开起来后我问了老赛一句：

“哎，部长叫我啥事儿？”

老赛过去也向我传达过部长的指示，每次总不免有点夸张和随便。这一次不同，他很认真地说：

“我也不清楚，见了部长，你就知道了。”

    我仍然没有想到什么，何况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车子滑出宿舍区大门，转眼就进了办公区大院的门，一路上坡，到了武汉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办公楼－－一座灰色的四层小楼，四周围是即使在冬季也碧绿的草地和冬青树。

我在楼前下车，并没有注意老赛这次并没有和我一起走进楼内去，他也没有带着车走开，他就停在那里，等着谁的样子。过后我才明白他是在等我。走进楼门时我还在想：部长这么正式地召见我，到底有什么任务呢？我想过调到军区机关后部长为数不多的召见，有几次确实是交代给我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比方说到鸡公山深处采访一个已在深山里转战了三十年的工兵团；去参加军区组织的一次重要的文化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要我和他一起去大西北参观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能拥有这次机会让我的同事羡慕不已，也被部里的“同伙”认为是部长特别器重我）。我想这次也肯定是一个这样的任务。

但似乎不是这样。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这次部长召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显得过于隆重。

我已经来到了部长办公室门前，我已经没时间胡思乱想下去。我喊了一声“报告”，部长在里面答应一声：“进来！”我进了部长的办公室。办公室据说是五十年代仿苏联模式盖的，墙很厚，天花板很高，面积很大。相比之下，房间里除了他和副部长的写字台、一对单人沙发、两个不大的书架和一个报架之外再无它物，每次走进这间办公室我都有一种进了十分空旷的所在的感觉。进门前我看过表，已经五点一刻，外面云暗天低，屋里的光线更暗，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开灯。部长的写字台在房间的尽头，从开在房间这一端的门口望过去，部长就像是坐在一个洞穴的深部。

而且，这么大一个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在。

    “小朱，你来了，快坐。”部长见我进门，从写字台后面站起。

    这也是不常见的事情。往常我到这间办公室里来，部长也是用这种轻柔的、老年人的声调招呼我，让坐，却不会站起来。部长五十六、七岁，面相慈善，调到这个部以后，他给我的印象不像个首长，倒像是长辈。部长是一位老革命，十三四岁就参加了八路，出生入死数十年，战争年代有许多奇闻轶事，但待部里我们这帮年轻人，却极为平易近人，不笑不讲话。

虽然光线昏暗，走近了仍然能看清部长的面容。我有一点那种感觉：部长今天的表情多少有一点严肃。

不过我仍没有时间多想。

“部长，有事吗？”我问。

我相信，一听我的口气，他就会觉得我对他将要讲出的事情绝对一无所知。

“啊，你坐下，喝水。”他说。我在他写字台前的沙发上坐下，他把泡好的一杯水挪到我面前来，我注意到自我进屋，他一直试图像往常那样亲切地和我谈话，但显然没有做到。

他回到写字台后面坐下。

    “啊。是这样……有一个任务。我也是今天下午刚刚听到消息。最近两天，×××军可能要出动，执行作战任务。”

    我的脑子里砰地响了一声。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件事。

    “……自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过后，我们军区的部队就没打过仗了。军区首长认为，这次×××军参战，是锻炼部队、同时也是锻炼军区机关干部的机会。你知道的，别说你这个年龄，就连咱们部里的处长，也都没有打过仗了。因此，军区首长决定在军区机关抽调一批最年轻的干部，组成一个团，随×××军行动。……这个团开始说叫战场工作团，后来想一想，觉得部队到了前方，归别的军区代管，就不再受我们指挥了，说工作团不太好，就改了个名，叫做学习团。”

    “……机会确实难得。学习团的成员主要是军事干部，吸收少量政工干部和后勤干部参加。经军区政治部谢主任要求，军区首长决定给政治部三个名额。谢主任刚刚召集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我们三位部长开了个会，让每个部抽调一名干部参加学习团。主任特别指示，文化部一定要抽一个最年轻的、能在战场上跑得动的，将来能写出作品来的。”

    “……人员已经确定了。宣传部陈副部长、组织部刘副科长。陈副部长任学习团副团长兼军区政治部学习组负责人。”

    我静静地听着。我认为部长一边说着，一直想从我脸上发现我内心的反应。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发现什么反应，因为那时我心里一片空白，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反应。

    “……我们文化部年龄最小的人是你。电影队有个侯和平，和你同岁，比你大七个月，但他是电影队长出身……顺便说说，提名让你参加学习团的甚至都不是我，是谢主任点了你的名，他说：你们文化部不是刚从×××军调来一个朱秀海吗，他是不是最年轻的？我看过他写的东西，让他去！”

    部长停顿了一下，注意地看着我。我的头脑仍然一片空白，他仍然不会从我脸上看出多少东西。

“……学习团明天早饭后就到军区第四招待所集中。明天早上不要吃饭，我让赛秘书带车送你到那儿吃饭。今晚你就要做好出发的准备。”部长说。

老人凝神望着我，他不再说下去了，他在等待我的反应。可我仍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我甚至没有意识到部长已经讲完了，现在应当我说点什么了。过了一忽儿，部长可能感觉到了什么，再次用鼓励的语气开了口：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吗？”

    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刻我的思绪会一下跳到一件事情上去。

    “部长，我们要跟×××军开到哪里去？”

    部长抱歉似地苦笑了一下。“暂时还不知道。包括×××军要行动、军区组织学习团等等，我也是半小时前才知道。其它的消息一概不知。明天早上你去四所报了到，知道的事情肯定会比我多。”

    我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我得承认，直到此时，内心中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仍然在阻止我走进那件事里去。

    “就要去打仗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部长最后说了一句。

我怦然心动。过去十几分钟内一直关闭的心灵被猛撞了一下。我望见了部长的眼睛，忽然设身处地地替他想到：这个下午，在他派赛秘书带车去接我来的一段时间里，他连开灯的事也没想到，一直坐在这个洞穴似的办公室的深部紧张思考的，并不是他刚刚对我说出的那句话。但他也明白，只要这句话一出口，我就一定能明白他说出这句话的全部意义。

事实上，我也马上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这是一句潜台辞。这是部长代表军区文化部为我送行。部长的话让我想到了下面的一些话：我们可能再也不能见面。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生前认为最重要的话说出来，留给我们。

你要上战场了。还有什么事需要交代给我们的？

如果我比那时的我更勇敢、更强大，不，哪怕当时的我更聪明一点，就会明白部长在讲完了他要讲的那些话之后，一定期待我能在这种时刻－－作为一名即将出征的军人－－说出一句会令这个久经战阵地的老军人热血沸腾、老泪纵横的话来。它应当是一句任何人都可以无师自通的豪言壮语，比方说：“部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或者：“谢谢首长对我的信任！我是军人，只要是祖国需要，我随时准备为国光荣牺牲！”

    但是那一刻的我不但不比今天更勇敢和更强大（当然也不比今天更怯懦），也不比今天更聪明，我理解了部长最后一句话的全部含意，但这些含意带给我的只是猝然一惊。片刻后，我仅仅很窝囊地说了下面的话：

“没有。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说。

谈话到此结束。部长站起来，我也随老人站了起来。

    “那好，”部长说，“让赛秘书把你送回去。现在机关还没人知道这件事，走之前要保密。”他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手向门口走，最后在那里站住了，重重地握了一下，松开了，“打完仗回来见！”

    “再见！”我说。

赛秘书还在楼门外等着我。我出了楼门，上了仍然等在台阶下的伏尔加。我这才发觉一天都没落下来的雪终于落下来了。营区的水泥路面上、两侧的草地和树林中，已经铺上了厚厚一层雪花。

车载着我从部办公楼前开出，直到回到我住的单身宿舍楼前停下，浮现在我脑际的竟然不是部长刚刚谈的事，而是这无处不在的一片银白的雪。

    赛秘书一路上没跟我说一句话。但我下车后，他要带车走了，却和我重重地握了一下手，很凝重地说了三个字：“多保重。”

    这时我明白了。眼下部里知道我要去打仗的已经有三个人：部长、我、老赛。

天已经黑透，与我同一宿舍楼的单身汉们都已叮叮当当地提着碗，穿过外走廊，走向饭堂，住在一楼的两对中年夫妻也在自家经过改造的厨房里升起了炊烟。雪还在下，楼前的路灯亮起来，灯光下的雪花变成了一粒粒晶莹闪光的霰子，随风狂舞。我仍然没能去很好想那件已经发生并已被确定的事。我置身的仍是原来的世界，我照例在这样的时间里听到了楼下女孩子的钢琴声，二楼尽头新婚夫妇房中那只九英寸日本电视机飘出的音乐。住在我隔壁的一位报社的青年画家从身边走过，没忘招呼我一声：吃饭喽！我点点头，甚至还向他笑了一笑。随后我打开了屋门走进去。我的房间里静悄悄的，房间里仍然是两个月前报到时单位配发的那几件营具，桌上还摊开着那篇下午没写完的东西，旁边是我上午刚刚从单位图书室借来的一套两本周扬译的竖排本的《安娜·卡列尼娜》，都还没来得及打开。我开门进屋是因为我回来了，同时也是因为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了，本应去饭桌上取碗筷走进饭堂，却在走进房间、回手关上门的那一刹那间站住了。还是我已经熟悉的房间，但其中的气氛却不大一样了，吃饭的意念一闪就消失了，我没有想那件事情。事实上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想它。我关上门。外面的种种音响一下就小了，似乎突然消逝了，是我的意识主动屏蔽了它们。我有一种正在进入深水的感觉，并且已经从水面上走到水下来了。我站在那里，不知过了多久，也许两分钟，也许只有一秒钟，就越过那件事直接回应了刚才心里闪现出的一个思想：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几件要做的事就像水草相继快速从暗黑的深潭里浮到水面上来一样在我心里浮现出来。我想到明天要去四所报到，应当打个背包，将随身带的物品收拾到军用挂包里，忽然又想到明天部里会派车送我走，就不用按步兵行军要求打背包，只要把被子、褥子、床单、衣物放在一起，简单地打一个背包就行了。我还想到走时要换下脚上这双部队发的皮鞋，换上解放鞋，因为它更适合行军，同时还要再带上一双解放鞋。零乱地想到这一切，猛地又醒悟过来：眼下还不能打背包，我还要在这个房间里再住一夜，打背包出发是明天早上的事。这一刻，我发觉自己竟然无事可做。

我就要出发去打仗了，可这个夜晚，竟然发现自己无事可做！

    我在书桌前坐下，随手清理了一下面前的稿纸，马上淡淡地想我可能再也不用写它了，还有那上下两部的《安娜·卡列尼娜》，也读不成了。我还是没有想到去吃饭。不是不想吃或者吃不下，我完全把它忘了。我坐着，仍然没有去想那件事。可我就要想它了。想到的是部长最后说的那句话，也不是这句话，而是我自己那一刻的表现。现在我忽然想到，部长说完那句话后等待了几秒钟，他也许是要等待我在出征前说几句誓死如归的话，那样他心里就踏实一起，事实上方才我在受领任务后并没有给他一个自己的态度。我没有说出那样的话。不是我不想说，是我没想到要说。如果让我事先有个思想准备，我是会说的，但现在已经晚了。我为自己感到一点惭愧和愤怒了。我没有说出那样的话，也许包括部长和政治部首长在内，都会因此感觉到我是不是胆怯了。我想到，我可以不显得过分勇敢和坚强，但我也不想于在走上战场之际让别人觉得我被吓坏了，因为我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怯懦。

    屋外走廊上已经有人敲着碗走回来了，他们的晚餐已经结束，我仍在自己的房间里坐着，这时忽然强烈地感觉到没有人注意我。住在我隔壁的青年画家走过去了，车队的几个战士也走回来，不知为什么事又走了出去。就在这时有人敲门喊我，随后门被推开。进来的是部里的老焦，他也是我们单身汉队伍中一员。他是文体干事，兴高采烈地递给我一张票，说：“今晚上军区体工队篮球馆有球赛，咱们和××军区争冠军。走，看球去！”我看着他，还是那样热情，那样快乐，我又回到水面上来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我仅仅迟疑了一秒钟就站起来，拿上雨伞，跟他一起走出去看球。

    走到外面才发现雪下得大了，马路中心依然车水马龙，没有积雪，只有融化的雪水，路边的积雪却已经有了厚厚的一层。出了宿舍院我和老焦先是沿着何家垅通水果湖的的路向东走，再向左折向中南路，一路走向军区体工队大院。和我们俩一路的还有部里的几个同事，一路上大家叽叽喳喳，为今晚的球赛兴奋不已。老焦一直在说这一届由武汉军区承办的全军篮球赛中的花絮，主要是说我们军区队的大吴（军区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如何了得，武汉军区篮球队又如何了得，不然如何能拿下两届全国冠军。受大家的感染，我也说起篮球来，在今天的事发生以前，我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篮球迷。但是谈着谈着，我的谈兴就下去了。我的心一动：我要上前线了，他们还都什么也不知道呢！

我们到得并不早，刚刚坐下球赛就开始了。我看到了大吴，身高２．２５米，据说全国只有穆铁柱和他身高相等。我一直逼自己坐着，认真地看下去，可是我也一直没有看清楚和我们军区篮球队对垒的另一方是谁，我只觉得赛场上锣鼓喧天，观众情绪热烈，忽然不知为什么比赛停了下来，好半天才明白是两方队员间发生了争执。再后来比赛又开始了，对方把比分追上来，军区队连投不中，打得很糟，教练叫停，换人，比分又超过了对方，场边的观众又喧闹起来。我很想看明白这场比赛，和别人一样欢乐，进入篮球馆改变了我置身的环境，我已经不再那件事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有看进去，只觉得耳畔所有的人都在发出雷鸣般的叫喊。我一点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叫喊。忽然不想再看下去了，我对老焦说了一声：你们看吧，我走了。就走了出去。我没有回头就知道，老焦非常惊奇地看了我一眼。也就是一眼，就又回到赛场上那种狂热的气氛里去了。

走出人声鼎沸的篮球馆后我仍然没想那件事。只是猛然觉得和场内相比，场外太静了。雪下得大了，没有风，雪花从高空中纷纷扬扬直着飘下来，穿过一团团黄亮的路灯光，急急地砸到湿黑的柏油地面上，一转眼就化成了水。偌大的室外训练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出体工队大门，走上中南北路。路上人已经稀少了，偶尔有一两个骑车人披着带头套的塑料薄膜雨衣匆匆从人行道边上驶过。倒是马路中心的电车、公共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像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它们都忙着一起赶过去似的。我走到正在建设中的中南电讯大楼工地，还是没有看到一个行人。

前面就是武珞路和中南路的交叉口，往东走是水果湖省委机关，往西走就是武汉军区。我找到了人行横道，穿过马路，向西走进武珞路。我没有想到要停下，却停了下来。

    我想到那件事了。不是那件事本身。是另一件事。我突然抬起头，望见了一直向西高高低低延伸而去的武珞路。即使在雪天里，马路两侧的路灯光仍然一片璀璨，如同两道灯火的长河，随着地势起伏曲折，一直向远处延伸。我看不到它的尽头，却又像是看到了它的尽头，它的尽头就是那将武昌和汉口、汉阳分开的长江。１４路和１９路公共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起伏不定的灯光之河里咣咣当当地驶过。或者驶向江边，或者驶向水果湖或者中南北路。雪下得更大了，马路两边的雪高高地堆起来，两旁的树木也被大雪覆盖了。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行人。一个男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全身裹着一袭黑色胶布雨衣，只露出一张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黄巴巴的瘦脸。我还看到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妇女，她们在窄而湿滑的马路边上紧擦着颠簸摇晃得厉害和公共汽车行驶，很容易摔倒，被碾压在车轮之下。我的视野扩大到了公路两侧的围墙，军区大院的围墙，一边是办公区，一边是生活区，生活区的围墙不高，后面是一幢幢宿舍楼，每一幢楼里都有许多扇灯光明亮的窗子，在风雪和城市公路震耳欲聋的噪声中，所有这些窗子和窗子内的生活都在这一刻突然显得静谧、安详和幸福。我立足的地方是我已经熟悉的，这里夜晚的街景也是我已经熟悉的，今晚却让我陡然为之心热，并且模糊地觉得它在我的视野里与过去完全不同。我明白那不同之处：过去它是别人的，也是我的，但是现在，我却明白它仍然是属于别人的，却不再属于我，我与这座位于长江两岸的繁华而喧闹的大都市，与这座大都市终日热火朝天的生活，不再有任何关系了。我人还在这座城市，却已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这座城市、从我眼睛还能看到的生活中孤单单地分离开去，也许永不回归，今晚就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夜。我明白了今晚我为什么在篮球赛观众席上坐不下去的原因，那是因为，无论是热闹的球赛、场上队员的冲突，还是场外观众们的激动与喧嚷，都与我没关系。它们都不再属于我了。属于我的只有战争，还有可能的死。我的心格登一下疼了。

一点一直没有打破的东西，在我心里突然玻璃器皿般被打破了。那件事忽然变得简单。我回到宿舍，想也没想就做了几件事情：第一，留下了三封信，一封给父母，告诉他们我就要去打仗了。如果我牺牲了，请不要太伤心。以后也不要再记挂我。另一封留给领导：如果我牺牲了，请将我的个人物品按我写下的地址转交给我父母。第三封信写给她：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我对你的爱是真诚的，如果我牺牲了，请你忘了我，愿这封信成为对你一生幸福的祝福。其次，我整理了行李，将明早要带走的东西归置在一起，保证能在起床后五分钟内打完背包出门。最后，我在桌前坐下来，想到应当把房门钥匙留下来，明天关上这扇门，一段时间内，我就不再需要钥匙了。我把钥匙掏出来，放到桌面上，和别的物品分开，让后来的人一进门就能看到。在另外一个醒目的地方，我放好了写好的三封信。我想，可以了。我站起来，想到再没有什么要做的事了，

我没有洗漱就上了床（我把口缸牙刷收拾进明天要带走的军用挎包里了，不想再打开），却很久没有睡着。我什么也没有想，却一下就想到了：这是我在这张床上睡的最后一夜了。

    外面看篮球比赛的人们回来了，楼上楼下，门外走廊里，到处是咕咚咚的脚步声，依然沉浸于兴奋中的男男女女在对话和叫喊。这幢楼上只我一个人出征。这幢楼上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出征。我想，忽然间，我的心隐隐地疼起来！

我没有想到我会睡着，可后来还是还是睡着了。尽管在梦中，我仍然在想：这样一个夜晚，整幢宿舍楼、这座城市、这个世界，都太安静了。它们不该这么安静！

第二天早上，我照着部长的嘱咐，没有吃早饭就坐上赛秘书带来的车，去军区四所报了到。出发前，再三犹豫之后，我还是带上了那套上下册的《安娜·卡列尼娜》。我是很久之后才弄懂自己当时的心思的：虽然已经告别过了，但仍然用这样一个活动，保留了自己对于和平生活的最后一丝眷恋。

当天上午全团召开第一次会议，我终于知道了我要去哪里打仗。

三天后，也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十一点钟，我们学习团一行二十余人，坐上大轿子车，离开四所，赶往武昌火车站，登上了×××军开往前线的军列。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们到达广西前线边境集结。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当日我就上了前线。

在战前的一段显得极为漫长的日子内，我一边准备参战，一边在思考一个件事：我是怎么走过那潭我一开始根本不想看一眼的深水的？战争打响的那个早上，我想明白了：就是因为那个夜晚，我站在武昌武珞路和中南路的交叉路口看到了那场大雪，连同大雪背景中一扇扇明亮的和幸福的窗户。那一个夜晚，我向生，向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日子，告别过了。

战争持续了二十七天。在这短短的二十七天里，我一直跟随战斗在最前沿的部队前进。我曾在战争打响的第一天夜晚和一名部队的宣传干事同第一线的连队坚守在距敌占高地只有一百米的十一号高地上，望着不时飞来落地爆炸的炮弹打燃起的一丛丛火光，闲庭信步一般畅谈儿时的旧事，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昏昏睡去，醒来却发现守在阵地上的连队早已撤出了高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守在阵地上。我也曾和第一阶段转攻为守时与一线连队守在六一二高地上的猫耳洞里，一边听着夜间敌人一个师将要来袭的敌情通报，一边平心静气地凑在一小截烛光下阅读《安娜·卡列尼娜》，准备着当晚与强敌作最后一战（慑于我军的强大，敌人当夜临时退缩，于是这场战斗就没有真正发生）；我还曾与著名的战地记者李启科及另外五名师机关的参谋干事共七个人守卫过一座刚刚被占领的敌方县城，在这一夜里我们人手一枪，把守我们栖身的那个巨大的物资仓库的一个窗口，听着一夜枪声，直到黎明；在最后一夜，我和师工兵营运送炸药的汽车在一起，夜里就和司机睡在装满炸药的车厢里，而这时我们的周围，正此起彼伏地落下敌方和我方的炮弹，拂晓时还与一队敌方的特工队遭遇，而我居然在一夜细雨中睡得很好，很沉，直到东方之既白。战争总共进行了二十七天，我得说一句话，我的心平静，我的心一直都很平静。

多年之后和一位也曾参加了那次战争的老战友闲聊，他对我说出一个秘密。他说：当时我们师机关的一些人，都对你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跟随一线部队打仗感到非常惊奇。大家说：我们就是这个部队的人，上前线打仗是份内的事，你到底是军区机关下来的，完全可以一直待在师的后方指挥所里，每天听听战况介绍，也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和我们一样去和敌人拼命。他的话让我怵然一惊，我这时才知道他们居然是这样看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的。回过头来想，我发觉我所以会那样做，一个最不愿意为外人道及的原因就是：我已经告别过了。战争打断了我的和平生活，我在战争中那么做不但是在履行一名军人的职责，也是因为它当初是那样深地惊动和伤害了我。在它面前，我不想退缩。

二00三年的二月十七日，我去军委办公大楼拜见一位首长，当年就是他率领×××军的一个主力师上了前线，并立下了赫赫战功。握住我的手，首长第一句话就说：

“二十四年了！”

我一开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转瞬之间，我听懂了，他在说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打响的那场战争！

多少人忘了那场战争，可是他没忘！

就是这一刻，这位在战场上以他的大智大勇感动过我的首长，再一次以他对于那场战争和战争中牺牲的人怀有的深情感动了我！

两个月后我去了武汉，重新站在武珞路和中南路的交叉口上，望着依然车水马龙的街景，我对一位陪我采访的朋友说：

“就是这里。二十四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这里！”

他望着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想告诉他我在那场战争中的经历，我甚至还想告诉他，即使置身于一线阵地的猫耳洞里，听着枪声，身边燃烧着战火，你仍然可以读书。我就是在那样一场战争中，读完了一部叫做《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讲。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