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

图文/韦步峰

照片编号：IMG_20211002_091934

至于瑶和小孙两人，最终谁跟我到新办公室，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对我而言，她俩都属于刚认识的陌生人，工作能力和脾性都不清楚；况且，今后工作中配合是否顺心顺意，也实在是无足轻重——在老校，我分管学校工作中大部分难点、累点，不也没有干事可用，凡事都是自己发出通知之后，过程监督、指导乃至最终结果落实、总结报告，都由自己完成，也实在是太习惯、太熟悉不过。到了这里，分派了这么点工作，还配备了俩干事——尽管这二人也还有其他诸如团委等政教处其他工作上的兼职，但工作重点显然朝向我这一边。

但我还是向小孙提出了邀请——准确地说，是催促。因为在此期间，我弄点材料，经常被迫两个办公室来回穿梭，终于让别人看不过眼，直接问我她们为什么不尽快过来新办公室办公。我当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公开的义务，只是简单回一句“可能有些工作还没有完成交接”便草草了事。

杨主任是这一问题的积极问询者，在他看来，坐在他对面与他一同搬来新办公室的小宋，是他的专职干事，也确有值得炫耀的资本。他主管如今已越来越成为各行各业“主角”的安全工作，有小宋在奔忙，他还的整天趴在办公桌上不知道忙些什么。只知道，他一会就在群里冒出一个通知，一会又嚷嚷几句“真伤了，又得检查，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或者“搞得这么严格，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真的有意义吗”的感慨。每每此时，我是绝不搭话，甚至连明显地朝我问过来，我也只是点头笑笑，不置可否。

我当然明白，很多上级布置下来林林总总的工作，其中不乏小题大做成分者，而且为了能顺利、及时完成，无所不用其极的情况也是有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也多加入“列入考核”“严肃追责”等不近人情的词汇，令人心生怪异。尽管不情不愿，或者认为没必要搞得如此风声鹤唳，像爆发了战争一样。但凡是上级安排下来的工作，总归是要执行，终究是要在规定完成的时间之前，上报所需材料。且在上报总结中还得多种美言：说学校领导如何如何重视，立即召开专项办公会研究制定方案，工作开展得如何如何扎实有成效，取得的好结果又是如何如何意义深远。任何抱怨甚至反对也只能算是给自己嘴巴过过瘾而已，而且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旁人也几乎都不愿意听。表面上是在牢骚满腹，实则有当众告白自己工作量大，甚至也有夹带向别人显摆自己受领导重视私货的的成分。

而且，在老校，我每年分管的领导工作量应该不算少，有亲身经历，当然也有眼见为实，曾亲眼见到可怜的同事因为工作不得其法，出了冤枉力而叫苦连天的“惨状”，也曾亲耳听见有人因为工作执行力不够而导致有人暴跳如雷，更亲身感受过工作是永远都做不完，只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附身去做的无奈。

在我接连发出两次“催促”之后，小孙终于搬来新办公室了，一并搬来的，还有她之前用过的桌椅、电脑等办公用品。而我预先为她准备的一张看上去明显新许多的办公桌成了多余，我将它挪到办公室东墙根，预备用来安放将来可能增添的新打印机。可刚放过去不久，就被与我一同到新校的老孙带着人给强势搬走了，说他那里可能会加派人手，弄张桌子预备着。学校工作分工早已尘埃落定，哪来他一厢情愿说的有人手可派？无非是嫌小孙搬走之后，他与证副主任靠在一起的办公桌头上少了堵头的桌子而已。

但我没必要继续阻拦，只得由了他们搬走。既然想坐的座位都能出让，一张闲置的办公桌又算得了什么！

自从来到新校，总感觉自己一直是个可有可无的外人，逢事没有表态权，凡事却得处处作出让步。这与我二十多年领导干部工作中形成的心态极具冲突。很有点15年前刚到老校时候的滋味，只不过那时候的我做事不经大脑，愣头青一样的架势，遭遇冷遇或是反对，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往往采用强硬手段自保或是反驳，不懂得退让，更不懂潜龙勿用的道理。

既然不受新单位重用，那我还真必须得调整一下工作思路，改以学校管理为重点为业务教学为突破口上来。加之今年新转正的刘主任对我不薄，我人刚到就将我“抢”去了她分管的九年级级部，算是委以重任，这实在令我颇有些感动，尽管我俩已认识多年，私交也还不错。因为行政楼（一号楼）与教学区（二号楼和三号楼，毕业班在二号楼）相隔较远，行政楼上毕竟缺少教学氛围，我便常常提前一节课到设在二号楼的办公室里等候。期间认识了不少陌生人，也重新认识了一些认识多年而不曾熟识的人。

九年级共七个班——受制于人手不足，将八年级时候的八个班缩编而来——七名语文教师，只我一个男的。这下有意思了，十张办公桌两两对着从南到北一字排开，只在最北端有俩男教师——另一个姓王，是今年刚提拔起来的副主任。他早先与我也是一个单位，后来为了照顾女儿上学，就借调到城里的新校。随着老校的被调整，他也终于名正言顺领到了正式调令，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也算是与我一样的新人，不过人家有好多年借调在此的经历和群众基础，无论说法还是办事，也成了明晃晃的主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