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来了“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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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熬过一个冬天的不知名树的果实

下班后回家的路上，我还在为省厅疫情防控检查组没到学校检查而暗自庆幸。

没有人喜欢被检查。

就算准备工作做得再好，疫情防控的各种方案、落实措施制定得再精细，可操作性再强，也不见得就一定不存在问题。迎接检查的大阵势，我好像见过不止一次，但检查的重点落在我的头上却是头一次。但我硬是顶住了自己该有的紧张情绪。

有什么可紧张的呢，该有的纸质材料都已齐备，所有该做、能做的事物也都在大家的配合下做得差不多，倘若再被检查出问题，那也是“天要下雨”类没办法的事，大不了虚心接受批评，认真开展整改，把欠缺的内容补上去，把遗漏的工作补回来——检查的根本目的，不就是以“检”促“改”重落实。

我不是圣人。近二十年的最基层领导履历，是我一直盘桓在级部管理工作上，每天的工作重点，尽管不是事关老师就是涉及学生管理之类的琐事，但做得时间久了，倒也能应付自如；大不了，再兼管个全校语文教研工作（虽然更换过两次单位，但印象里似乎一直都占着这个位置），无非听几节课指导一番课堂教学，开几个教研会传达一下教研室的工作安排，临近期末再查查语文教师的教学常规工作，排排序，打打分，虽有些纷扰倒也可以轻车熟路，更何况有些工作，完全可以由语文教研组长代劳。而主管学校体育、艺术、卫生一类的工作，对我而言，真是“大姑娘上轿”的节奏，只听说但没具体做过。

学校突然安排我管这项工作的时候（应该在两年前），尽管有些诧异，我还是较愉快地接受了——许是再往前一年，学生没有体育教师，我便践行了一把毛遂自荐，兼职上了一年的体育课让人中了印象。但到去年安排本学年工作的时候，我主动建议把兼管的“体卫艺”给别人，以便留出更多的精力抓好毕业班，但被拒绝了，理由有两条：一是，我提议的人选已经安排了别的更重要的工作了；二是，我兼管“体卫艺”以来，所提的建议、所做的工作还蛮合理、蛮正统。要知道，我几乎从不在工作分配上提建议（给人家找麻烦闹不自在，实非我所愿），通常安排什么是什么，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谈点自己的想法还立刻被打入冷宫，虽不情愿也还是接了——高帽效应。

正想着，拐进小区大门口，但已经熟识的门卫愣是迟迟不肯为我启动升降门（为了严格疫情管控，感应器上挡了一个泡沫箱子盖儿），盯着我的车看了很久才恍然想起什么升起了拦车横杆。

走到他跟前，我放下窗，探身问道：“什么情况，不认识我的通行证了？”

“哈哈，”黝黑脸膛的门卫笑了，“不是不认得，是你放得不规范。”

我不反对他说的话——那通行证的确被我往下插得太深，只露出不到一半大小。

进了小区，我忽地又想起还有快递包裹（上午来的岳南先生的最新增补版《陈寅恪与傅斯年》）没拿，就停好了车走到门卫室窗前的空地搜寻。

“跟你说件事，”不知什么原因，黝黑脸膛也进来，还凑近我低声说道，“……从韩国回来了……”

“什么？谁？”

“十号楼，”他放慢了语速，“在韩国打工，昨晚回来了。”

我一听，吃惊非小——前几天还拿到了专门为防止日韩返回人员输入新冠肺炎的内部文件，我还为此做了较详细的应对预案，怎么今天“韩国人”就跑到我身边来了：“啊！这不是找麻烦吗？”

“谁说不是，不光你硌硬，所有人都烦弃……据说已经被隔离了一个星期，因为床位不够，就在家隔离——政fu派了四个人在那看着……”

“四个人，在哪？”我下意识地往西北方一望，但意识到从小区门口根本看不到10号楼，边转回头边问。

“10号楼。”

“整栋楼？”

“家门口，”黑脸膛回身又开了一次拦车杆，继续说道，“四个人轮流看着，不让ta出来。”

“就是啊，要是出来，整个小区里所有的人都出不去了。”

“真那样就伤了。”

我一溜烟跑回家，把此事说与妻听。她一听就恍然道：“我说昨晚像有人吵架，说话那么大声，指不定就是那人回来保安不让进——当时小区门外停着一辆白色的救护车……”

救护车没别的颜色。

但我没心思分辨，从西山窗又往西北方望了一眼：“这下可苦了那四个把门的人了。”

“甭担心，政fu肯定不让那人出来。”一向胆小的妻倒开始安慰我了。

这人肯定不是年后去的韩国，既然能在韩国过中国年，暴发了新冠疫情就跑回来，也太对不负责任了吧。我恨恨地想。

但转念一想，我的想法也太狭隘了。或许我体会不到去国外漂泊的游子的心酸，国外起了风雨，ta还能去哪躲避？只能回家。作为ta的“家人”，我应该接纳ta回来才对。

想想也是，平时生计，四处游荡，凶险时刻，还得有梓桑；若无家不爱国，非常时期无处藏。

2020年3月8日22:30于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