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

文/韦步峰

实在极不情愿述说这丑闻，但因激发过我的愤慨，只能略述一二。

昨天，我部门一个班的一名男生，体育课上打篮球挫了小指。当体育老师领着这瘦高个子男生站在我面前，并未引起我太大的关注，在我看来，有剧烈运动的体育课上，出现点磕磕碰碰的情况，应算正常，只要无大碍，没必要大惊小怪，做一下紧急处理就是了。我一面让体育老师送他去就近的医院医治，一面通知其家长，到校后由班主任陪同去医院处理相关事宜。

果如我料想，只是骨关节错了位，医生复位后做了包扎处理。类似这种情况，很多人有过。无论是磕破皮，割破肉还是伤及筋骨，成长的道路上，生活的脚步里，在所难免。但今天上午，该生的妈妈到了学校，与班主任交谈时的话语，我听到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老师：这件事你们学校有没有责任？”连问三遍，那班主任只是讷讷连声。

我出言请她到我的对面坐下，直面主题：“请问，您一再质疑这‘责任’，到底是何用意？我们都是抚养孩子的人，出这点小小的意外，再正常不过，你却揪住不放，不能不令人费解！我可以直接告诉您，这件事学校没有责任，如果非要找点麻烦，那也是学校给了你儿子锻炼的机会，也是那飞过来的篮球未能按照你儿子的愿望，稳稳落入他的手上！”我当然不客气，面对这样的纠缠不休，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受了此前不久一所小学咽死学生事件的影响。

上个月中旬，那所小学三年级一女生，中午在校就餐，馒头卡在喉咙。尽管学校做了及时抢救，终因窒息而死，新闻媒体还对此事有过专题采访、报道，毕竟是死了人的重大事件。然而处理结果，却令人惊讶无比，据说教育部门和学校最终以三十万元了结了此事。有学生在食堂噎死，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作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拿点钱出来做一下抚恤，息事宁人，早早了结，也情有可原，但数额也未免太过惊人——这样的结果，等于告诉世人，学生被噎死，责任全在学校和老师。这里面涉及一个事故定性的问题，学生不是一件完全被动的物体，有他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的特殊性。诸如心脏病等突发、易发类疾病，是可能存在的；作为个体的学生，在吃饭时，说笑或吃饭的方法不当的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忽略了这些因个体的特殊性，而将由此特殊而引发的意外的责任全部怪罪给学校和老师，未免太过蛮横和失当。

就当前的社会形势来看，教师、学校已经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延续了千年的教育教学行为，表面上看，现今有国家法律、政策的保护；而实际上，涉及到这类突发事件的责任归咎问题时，根本无法可依。面对丧女之痛，全社会很容易激起怜悯之情，往往会将主观同情心，毫无保留地、武断地给了死难的学生及其家长，从而忽略了作为施教者的学校和老师在因个体差异而导致的悲剧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更加忽略了教师职业的特殊性而将此事生硬地归结为一般性的责任事故，牵强之余未免令人心寒。

作为教师和学校，无法对有个体差异的学生做出选择。面对必须出现的个体差异，教师也往往必须按照一般的规律来施教。大多数基础教育学校，也根本没有将有校医的要求落到实处，往往只是虚设一个由普通教师兼任的岗位而已，遇到这类极其特殊的事件，耽误医治是必然的。一旦出现了这类突发事件，教师和学校就只有面临被谴责，被追究的命运了。再加上这几年，社会上刮起的对教师、学校有敌意的风气，也不排除有怨毒和泄私愤的声音。这种声音、情绪的存在，又直接左右了事件的处理。这件事引发的社会影响从此开始蔓延。

挫了手指的学生家长，之所以反复问责，竭力将此事归咎给学校，就是受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在这类人眼里，三百、三千人民币，绝对是钱，而有机会赚取这笔钱，当然应该当仁不让。于是采用愚弄兔子上轿的策略，只要教师在他的诱导下说出他们想听到的话，“既然责任在学校，那学校总该做点什么吧？至少给点医疗费和误工费”便会顺理成章地被提出，索要“补偿”也便名正言顺了。我正是预感到了这企图，才果断采取了当头棒喝的态度，不给问责之人以任何机会。结果，当然是灰溜溜地走人。但由此，更加激发了我心中的愤慨。

社会风气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形成纷纷向学校、老师问责的风气的始作俑者，曾因一己之利、片面之词而不惜伤害学校和教师的利益（反正钱不是自己出），去谋求所谓社会和谐的主管部门或个别领导，是否该做扪心自问的忏悔呢！此风不刹，无疑将严重挫伤教师的积极性，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由此形成的恶性效应，难道不值得当权、当政者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