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之美

文/韦步峰

当初，看到余秋雨先生的新书《极端之美》的时候，我很吃了一惊。在我的印象里，这本书根本不是“余秋雨书系”中的“成员”。然而它静静地陈列在那里，面对着我，似乎正要说出不可思议的自我介绍的话语，就连装帧和摆放的姿势，俨然长江出版传媒和长江出版社推出的“余秋雨书系”中的一员。拿在手里，摩挲着，几乎是用了自言自语的强调对自己说，怎么可能！而实际上，它就陈列在那里，而且书脊上明晃晃写着“余秋雨书系”几个金底黑色字体的文字。

我当时是很不情愿地放回去了的——在经过一阵时间的思索和取舍之后，我仍然放回去了。当时，我瞅了瞅旁边的书店工作人员，也认真检讨着自己。但我心中的不舍，也唯独我自己知道，尽管对工作人员说了很多自认为很得体很恰当的话。此后，我去了青岛的书城，在那里，我没有见到这本书，也尽管见到了这一书系的其他成员。忽然想起，这本书，我是要拿回家的，尽管我不一定马上就看，但作为一个书系的成员（尽管这书系也已经被出版部门修改了，新分为“主体八卷”、“学术六卷”和“译写六卷”），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在本地书店，买了《曾国藩》、《胡适传》和林语堂版《苏轼传》之后；在青岛，买了《希特勒传》、《南渡北归·北归（上、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之后。

当我再回到书店的时候，早先发现的共有的两本《极端之美》，只剩下一本，而且大有大厦将倾的局势，我便毫不犹豫地拎在手里，对脸上布满疑惑的工作人员连声说道：“买了吧，再不买，就没机会了……”实际上，真正的“余秋雨书系”中的《吾家小史》也一起摆在那里。

这本书，早先有网友在游逛他们那里的书店的时候，便发现并且当即告诉了我。我当时很惊喜，是立刻将我的地址给了这网友的，而且不免叮嘱之意。透着喜欢，也透着感激。如今我也在我当地的书店里看到这本书，便引起我的内疚了——只要我再勤快一些，只要我多来一次，我的这感激，完全可以成为一种资本。但转念一想，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我的朋友也知道我喜欢余秋雨先生，也知道我能够在余先生的书本里，感受到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因为我的喜欢而趋于印象化的喜欢，因为我的执着而演变成习惯性的执着吧。

不管怎么说，《极端之美》我是拎在手里了，尽管它只有四个章节——自序、品鉴普洱茶、昆曲纵论和书法史述。如果能对其他章节理解的话，面对普洱茶，我是心存疑惑的。但正如余先生在自序里所说：“把普洱茶列入，是一个提醒性的学术行为，借以申述一个重大趋势：从当前到未来，文化的重心正从‘文本文化’转向‘生态文化’。普洱茶，正是体现这种趋势的一个代表。”至于昆曲，作为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先生，是习惯了自己的专业习惯还是因为白先勇先生（白崇禧的儿子），我便不得而知。但作为中国戏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的戏曲典范，昆曲毕竟值得一说，由此可见，余秋雨先生用通俗的文字书写中国文化的初衷，是一贯的。

如果，我因了求全而取了余先生丛书的“极端”，不小心涉猎了中国文化之“极端”，未尝不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