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师节

文/韦步峰

灯光下的教学楼走廊（拍摄时间：2012年9月10日18：55）

1985年9月10日，就读中学的我参加了学校为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召开的庆祝大会。详细情形已经不记得，大概有学校领导作专题发言，也有为优秀教师颁奖的印象。此后，我以不同的身份经历了至今为止中国所有的教师节。

学生时期的教师节，身份是观众。面对巨大的横幅，耳闻目睹那热烈的庆祝场面，随着会议的主题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与赞美之情。也曾围绕教师节给老师写过贺卡。上世纪九十年初，我师范毕业，很快迎来了我作为教师身份的第一个教师节。但那次教师节，学校组织的庆祝活动很简单：开了个简单的会，每人发了一个米黄色的提包。这提包很有型，有平滑的质地和坚硬的把手，东西装多了，手被握处勒得生疼，但它帮了我很大的忙，来回去局里办事，文件可以被保存得很齐整。一年后，我便不再使用这提包——那勒手的柄终于断裂。

第二年，过了教师节的10月，我在新单位担任招生干事。一年后，学校批准了我任教语文的申请。在别人惊愕的眼神里，我堂而皇之地教了语文，当了班主任。我很喜欢我的那批学生，很另类地带着他们游荡在小河边看楠柳树的婀娜，望北山顶上绮丽的云霞，也曾经拿了吉他让他们在乐曲声中沉醉得摇头晃脑……一年后，我的教学成绩异军突起，一举“干掉”了多年来无人能敌的“语文权威”而爆冷。

全镇中学一百多教师考核，我列第六，随后参加了镇政府组织召开的教师节庆祝大会。全镇三百多名中小学教师，将宽敞的政府会议室填得满满的。当我凝神谛听教委主任宣读的12名优秀名单，却很意外地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后来跟校长谈及此事——其实我是特意咨询——校长很意味深长地说：“你还年轻，往后机会多的是……”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龌龊的一次教师节，那段日子里，我的心情很难堪。我不知道属于自己的优秀给了谁，也很搞不懂玩弄权术的背后究竟隐藏过怎样的阴谋。我愤怒了，但无语。那是热烈的情绪遭遇彻骨凄寒的难堪，那是一个年轻的教师无助的呐喊——那一年的教师节，寒气彻骨。但我没有因那寒气而失却了对教育事业的热心，也应了那搞过我的阴谋，后来因为肝癌去世的校长的言语——在教师节，我被表彰的次数果真多的是。

随着教育经历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教师节纷至沓来，我的关于教师节的热情也终于逐渐消退下来。非但在中国，整个世界也不难看出：凡弱势群体，一般都有节日。这些年，国家针对教师的“弱”制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善政策，也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国家重视教育的决心，但这“弱”由来已久，直至敌视教师的意识已经深入国民的骨髓。“教师，为何工资那么高，退休了还能领那么多……”心理上的不平衡终于生发更多的仇视，在很多场合，用各种方式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其实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误解——自己在跟教师的身份差不多，至少个跟教师住在一个小区、村庄，报酬当然不应该迥异）。不是有人将教师带薪休假看作不公平，还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议案吗。其他诸如对教育指手画脚，对教师进行人身攻击的言行更是举不胜举，林林总总大都令人瞠目结舌。

昨晚与朋友谈到今天我还要起早上班的话题，朋友发出“教师节还上班？”的慨叹之后，我神态淡定若神人，教师节为何不上班？教师节是一个全民喊了若干年重视教育口号之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是关于发展教育的一个鲜明的痕迹，仅此而已。从教二十多年的我，并不希望在教师节这天收到政府或单位的礼物，与年轻时候的盼望相比，多了些老气横秋的刁蛮，而且在旅途或网络中，我也绝少提到自己是为人师者，这并不是源于不满足，而是积郁了太多、太久的心寒终于让自己不忍启口。

如果非要让我说出关于教师节的“在意”，那只能是盼望我教过的孩子们能够在教师节这天给我祝福，哪怕只是一句“节日快乐”的话——他们永远都是我曾耐心呵护过的小苗儿。但如今是网络时代、经济时代，再也不会有写在精美纸片上的文字飘来——我理解，也不再期待端着那纸片怀想的感动。我不也没在教师节的今天给我的老师寄上贺卡，送去问候么！

教师节，我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