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家的标准来划分儒门正宗，颜子、增子、孟子都算，子贡、子路、荀子都不算得到孔子真传。这个划分的标准就是“内圣”之学是否被视为首要的、根本的。如果有偏离，即使取得了偌大的成功也是要被斥责为申韩、法家的。比如朱熹认为诸葛亮就是申韩之类。王安石没做官的时候声望极好，做官以后，搞改革马上被骂成法家。

  这样形成一种怪现象。就是这个“内圣”之学得“正确性”只能保存在在野的学者儒生手里，一旦作为政策实行就弊端百出。宋明理学大兴之后，空谈性理轻视务实之风，不但弥漫士林，而且影响整个政治。到了明王之后，从顾炎武开始很多正统儒家都反对心性空谈，大骂王门，斥责程朱。

  顾炎武坚持的重经验见闻、贵亲知实录、以“治、平”为己任的精神，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都是儒家“外王”之学的榜样。

  宋明理学在发展纯哲学思辨和培育道德自觉的主体性上有过巨大的成就，但在现实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却起到了保守甚至反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