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与其抱怨理科生，还不如把中学理科课本温习一遍

最近读到一则来自《光明日报》的短讯，《美国文学在捣鼓啥？》。短讯说，有研究者对1985年至2009年间获得普利策奖的25部小说作了归纳，“得出美国文学的六个主题：真实再现历史，继承传统文学的主题；重塑英雄形象；真实再现美国历史；文化融合与冲突；关注美国现实的热点问题；歌颂朴素而真挚的感情”。结论是，“看来，美国文学的目标很明确，即唤起民众对美国历史和传统的重视和热爱，对社会现实密切而持久的关注”。

美国文学当然不像爱国青年以为的那样，只是鼓吹侵略，亡我之心不死。如果你还记得中学里学的统计入门，就知道普利策得奖作品只能说明该奖的倾向；如当作美国文学抽样样本，则必然存在系统误差。

而且，那种两大目标六大主题的说法，用在文学上总让人觉得可疑。托尔斯泰曾经给一位评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朋友写信说：你讲的都是对的，但不是我要说的，如果我要把通过小说想说的事情再用文字表达出来，我只能再写一部字字相同的小说。如果把“美国”换成“俄国”，上述两大目标六大主题个个适用于《安娜·卡列尼娜》——甚至连“文化融合与冲突”都有，书中有西欧文化和俄国本土文化间的融合与冲突。然后托翁会把对朋友讲过的话给中国朋友再说一遍。

《南方周末》网站不久前在讨论“理科生哪来的优越感”，似乎都是文科生在抱怨。如果不谈毕业后钱谁挣得多的世俗标准，文科理科确实谈不上孰优孰劣，文科生的抱怨有道理。但抱怨是天下最没用的行为，除了安慰自己之外，既于事无补也不会令人进步。与其抱怨理科生抱怨文科生讲话没逻辑，还不如把中学数学课本温习一遍。

有了中学理科知识，下回再有理科生讲文科生没逻辑，你就给他逻辑一下子。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太出名，很多理科生都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可以如此逻辑地理解。要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需要满足许多条件，心理学家们对此有很多研究，诸如文化程度相近、有幽默感、性生活和谐、经济稳定，等等。假设从A到Z有26个。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家庭就可能是不幸的。所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都要满足所有26个条件；而不幸的家庭，未满足的条件各自不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幸组合，因此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学过高中代数就知道，至少一个条件遭到破坏的组合，总数为2的26次方（严格地讲，其中还包括没有条件被破坏的幸福家庭这一组合）。这是6700万的量级。不幸的家庭确实各有各的不幸。

一定会有人说这类计算很无聊。但是，你读《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未必上来就意识到，其中蕴藏着幸福的家庭极其稀少、不幸的家庭却比比皆是的大沉痛。小说中的家庭，除了列文和吉蒂这一对，都是不幸的。即使是列文，结婚三个月后，虽然觉得很幸福，却也感叹说：婚前就像在岸边看人划船，多么悠闲，多么顺畅；但当你自己坐到船上，就会发现看似平静的水里有漩涡有逆流，还会有累到不想划的时候。“无聊的”计算一下子就告诉你：成为不幸家庭的可能性，按幸福家庭必须满足的条件数而指数增长。现代社会，生活复杂，人很个性化，价值观相差很大。如果夫妻间要匹配的条件数在增长，又缺乏宗族、法律等强有力的外部约束，那么不幸的组合就会越来越多。托尔斯泰的名言，也正是写在俄国宗法社会瓦解的时代。

然后，就是理科生也不得不佩服托翁的伟大。直接写明幸福家庭少、不幸家庭多，那就俗了。比起直陈事实的理工叙述，文学的直觉表达确实有其优美隽永之处。

甚至托翁都可能笑着接受这种变直觉为天理的阐述，而不是婉转地请你再去读小说。如果自信能让托翁会心微笑，理科生的抱怨也就不算什么了。

（作者为旅美学者）